《宋史·文苑传》中宋代书画文人的形象建构

《宋史·文苑传》囊括了宋代多位书画大家的传记。与宋代传记和笔记中的人物形象相比,《宋史·文苑传》更突出传主的艺术成就,主要从传主作为艺术家的角度来书写其事功政绩、个性气质,同时也倾向于网罗其逸闻趣事,乃至具有神化色彩的人生经历,以期与其书画的精妙相得益彰,与其灵动的艺术风格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宋史·文苑传》对书画文人的形象建构,与元代文宗时期组建的奎章阁学士院存在深层关联,体现出元代史官对以艺术为进身之阶的前代文人的认识,同时也影响着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接受,以及后代书画文人的自我体认。

大节有亏:康保裔与《宋史·忠义传》

康保裔为北宋大将,因其位列《宋史·忠义传》传首,倍受学界关注。文章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文献史料和出土墓志,对康保裔降辽问题及其入选《宋史·忠义传》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确证康保裔被擒后变节降辽,以康昭裔之名仕于辽朝的事实。因康保裔大节有亏,与《宋史·忠义传》入传标准不符,故列选《宋史·忠义传》且高居传首实属不妥。

《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

清初学者围绕《宋史.道学传》进行的争论,实乃宗奉程朱理学与崇尚阳明心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乾嘉时期的相关讨论,既体现了汉学发展和繁盛的大势,又显露出汉学与宋学趋向合流的征兆。道咸以后,宋学欲借相关讨论来实现重振,却最终与汉学一样陷入困局。这些都折射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拜占庭还是塞尔柱人国家?——析《宋史·拂菻国传》的一段记载

自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3年）以降，或从更早的时候起，直到明朝（1368—1644年）早期，中国史籍中不乏对于罗马一拜占庭世界的记载。学者们认为，自唐代以来，中国人都以“拂菻”一词称呼拜占庭。但是，除了那些往来于“西域”和中华帝国腹地的商人们，古代中国人对于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范围却并没有十分清楚的概念，甚至对拂菻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或者其具体所指代的文明范畴有所误解。于是，对“拂菻”一词的理解，或者对于中国史籍中各个时期之“拂菻传”所指代的范围，就不能笼统理解为对拜占庭的描述，本文试图就宋史《拂菻传》中的一段记载说明这一问题，就教于学界同仁们。

《宋史·忠义传》“孙翊”、“孙益”考辨

《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孙益传》的"孙益"与卷四四七《忠义二·徐徽言传附孙昂》中所提及的"孙翊"实为一人。揆诸史料,凡以朱弁所作《奏状》或《忠义录》为史源的史料皆作"孙益"。而以《封氏纪年》、《金虏节要》等史料为史源者皆作"孙翊",且以杨存中《奏状》为史源的史料亦作"孙翊"。本文综合原始史料和逻辑关系,从史源的角度,厘清讹误,认为当以作"孙翊"者为正。

绝密军事会议如何会惊现于世——《宋史·杨业传》揭秘

《宋史·杨业传》详细记载了杨业战死前一次绝密军事会议辩论的细节,这是二十四史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宋史》为什么要将这一秘密曝光于世?它是根据谁提供的材料写的?新发现的《李若拙墓志铭》为解开这一秘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通过分析《李若拙墓志铭》可以发现,李若拙不仅参加了那次绝密军事会议,而且很可能参与了事后的调查工作。李若拙为了伸张正义,让世人了解真相,让史官据实书写,于雍熙三年特意写了一本《杨继业传》,宋元史家编撰宋代文献时对其多有采用,这也是《宋史·杨业传》编写的主要资料来源。

《宋史·循吏传》探究

《宋史·循吏传》所载十二位北宋循吏,有的出现于北宋初期,有的则出现于考课制度完备、甚至崇尚功利的北宋中后期。他们一般久居地方,敢作敢为,课绩优异,深得民众爱戴。不过,《循吏传》的代表性颇有不足。一是元史官对北宋原有循吏有所调整;二是在"崇道德、黜功利"原则指导下,一些循吏及其事迹出现残佚甚至偏颇的现象;三是受选录标准及范围等因素制约,一些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始终未能成为宋元史官认定的循吏。

《宋史·赵思忠传》笺证

《宋史·赵思忠传》是《宋史》著者为唃厮啰长孙木征所写的一篇传记,写得十分简约,全文仅有四百零八个字,并不足以完整展现木征的一生。本文以此为纲领,采用笺证的体裁,并参照其他史书和文献中的材料,对这篇传记或增补其阙,或考证其事,或正其讹误,力求更加完整地展现木征的生平。

《宋史·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宋史·阿里骨传》笺证

阿里骨为董毡养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第三任赞普。阿里骨作为非唃厮啰家族的人物,继承唃厮啰政权的"赞普"之位并长期执政,一方面证明阿里骨具有超常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这一致命缺陷让阿里骨统治的唃厮啰政权走向衰落,他的统治也成为青唐吐蕃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宋史·文苑传》考证

《宋史》卷帙庞大,错漏重出,为学界共识。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宋史》吸取前人校勘成果,又以众本参校,详加比勘,可称精审。然原书讹误实在太多,校勘时难免遗漏,对比其它一些宋代史料文献,发现《文苑传》中的八条材料,或地名、官职等因形近而误,或记载内容有误,旁及其它史书的一些问题。通过发现宋代史料的疏误,更加深入地了解宋代历史以及宋代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史·苏颂传》考释

《宋史·苏颂传》是研究苏颂生平业绩的最权威的资料。由于编撰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不够详尽,对其任职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没有写明。现据我们校点《苏颂文集》、苏颂家训《魏公谭训》及苏颂《墓志铭》、《行状》等,给以具体考释,以补《宋史》之缺失。

《宋史·瞎征传》笺证

瞎征为阿里骨之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的第四任赞普。瞎征继位之时,唃厮啰政权内部面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内讧和反叛,外部则遭受到北宋政府发动的新一轮的进攻,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之下,瞎征继位三年就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瞎征执政最终使唃厮啰政权彻底地走向衰落。

《宋史·董毡传》笺证

董毡,唃厮啰三子,北宋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二任赞普。董毡执政之后,沿续唃厮啰政权"联宋抗夏"的基本策略,使河湟吐蕃政权成为北宋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董毡成为继嘣厮啰之后河湟吐蕃又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宋史·唃厮啰传》笺证

唃厮啰,北宋河湟吐蕃政权的第一任赞普。唃厮啰到达河湟地区之后,先后被李立遵和温逋奇控制。后来唃厮啰迁居青唐城,励精图治,建立起青唐吐蕃政权,成为第一任赞普。唃厮啰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宋朝西北的历史进程,为宋朝牵制了西夏,成为宋代西北河湟吐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宋史·忠义传》订补十二则

《宋史》卷帙浩繁,历代学者病其繁芜。其中《忠义传》十卷是研究宋代边疆经略、忠义书写的重要史料。中华书局点校本虽做了大量校勘,但还有一些疏误、失校之处。兹将在阅读点校本《宋史·忠义传》中发现的讹误、校勘问题与有关考证,理成此文,以供点校本《宋史》修订时参考之用。

《宋史·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分类及其塑造方法

《宋史·列女传》作为历史文本,在塑造49位人物形象时展现出某些文学化的成份。其中所写的女性,可分为四类:贞节型、孝顺型、忠义型、自强型,都是宋代社会女性生活的真实影印。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主要有语言动作描写、互比映衬、虚实相生等,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宋史·陆游传》若干问题释证

《宋史·陆游传》为元人所撰,失实和缺载内容较多,如陆游籍贯“山阴人”应为“会稽人”,其始任官“福州宁德簿”应为“瑞安县主簿”,“出通判建康府”实为“出通判镇江府”之误。传中所记“绍熙元年(1190)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年份应为“淳熙十六年(1156)”,历官“宝章阁待制”为“宝谟阁待制”之误。陆游之卒年,本传作“嘉定二年”,实为“嘉定三年”之误。

宋代国家对忠义的褒恤及其意义——基于《宋史·忠义传》的分析

“忠义”是传统社会重要道德观念之一,宋代则是其演变的关键阶段。国家褒恤忠义对促进忠义观念传播、渗透与转化为行动具有促进作用。《宋史·忠义传》是收录宋代忠臣烈士最为集中的史料。通过对《宋史·忠义传》统计分析可知,宋代国家对忠义人士的褒恤规格一般依据官本位等级制原则,同时根据忠义事迹影响、现实政局需要予以变通;赠官赐谥、封妻(母)荫子、赐银绢田宅、建庙立祠、其他(辍朝、刻石)等褒恤忠义措施多样,集物质与精神奖励于一体。宋代国家对褒恤忠臣烈士的重视,既体现出国家管理制度的完善,也对长期处于外患与内忧的赵宋王朝有积极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