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说书”与苏轼《南省说书十道》辨

《宋文鉴》反映了北宋一朝的诗文概貌,其中设有“说书”类,收录了苏轼《南省说书十道》中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大夫无遂事》三篇文章,并将此与当时流行的经筵相联系。从文体学角度来看,说书是从唐到宋诞生的新文体,明代《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也都专列“说书”文类,皆是收录苏轼的文章。事实上,苏轼的《南省说书十道》是经义,而非说书,后世研究对此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在考察说书文体诞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省说书十道》的性质、内容、题目误解由来等问题,以期为其正名。

《宋文鉴》选奏疏考论

《宋文鉴》选入奏疏数量最多,内容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在裁选上有名臣倾向、名家倾向和类群倾向。在具体做法上,《宋文鉴》将“弹文”纳入“奏疏”一类,实际上是沿袭《唐文粹》的做法,此外,《宋文鉴》将“奏疏”中的“弹文”与“启”作了区分,在名称上已有明显区别。就内容而言,《宋文鉴》奏疏构造了务实、典雅、严谨、简洁的文章范式,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亦参考和借鉴了《宋文鉴》对奏疏一体的编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凭借可观的数量、完备的体式、丰富的题材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北宋赋史的最佳研究范本。吕祖谦在选录赋家范围上的全面考虑,在选录赋作标准方面的独具慧眼及其对待古、律赋体的调和、折衷态度,则呈现出不同于当时赋集的独特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北宋赋坛主流风气的背离与纠偏。这种背离既受到了当时几度反复的诗赋与经义之争的影响,又是在宋代辨体、破体意识强化的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吕祖谦个人独特的教书先生身份密切相关。《宋文鉴》以选本形式开了辨别赋体的先河,无意之中影响了元、明两代古律赋之争的复古倾向;其在赋家、赋作选择上的别出心裁,助推了北宋赋在后世的经典化;最后,它在呈现北宋赋坛整体面貌的同时,也建构了初具规模的北宋赋史。

论《宋文鉴》存北宋一代文献的编纂意图及其影响

《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有两种传统说法,第一种是周必大"有补治道"说,第二种是刘克庄"去取多朱意"说,但吕祖谦是以己意编《宋文鉴》,并未按宋孝宗"有补治道"的旨意去编纂,吕祖谦与朱熹学术思想不同,朱熹对《宋文鉴》的编纂也多有批评,所以传统的两种说法均不对。从吕祖谦编《宋文鉴》时的史官身份,《宋文鉴》大量增选《宋文海》遗落文献、基本不选《宋文海》已选文献,以及《宋文鉴》资料来源广泛,有意搜求真实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是存北宋一代文献,形成了"包括全代,与史相辅"的特点,南宋后期及明代出现的以一己之力编选一代文献的选本显然是受到了《宋文鉴》存一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影响。

从“约一代治体”到“统纪之学,论述今古”——论叶适对《宋文鉴》的继承与发展

吕祖谦编纂《宋文鉴》意在弥合理学家与古文家之间的对立,“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然而吕祖谦之用意在当时罕有知音。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吕祖谦《宋文鉴》推崇甚力,并以吕祖谦继承人自居。他不仅继承了吕祖谦的文学思想,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发展出“统纪之学”。但由于吕祖谦与叶适所处时代理学发展的进程不同,二人本是一以贯之的学术脉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面貌。

《宋文鉴》编纂宗旨“以文为鉴”说

学界关于《宋文鉴》编纂宗旨的研究主要有“党同伐异说”“治政说”“存一代文献说”“双重宗旨说”四种,各有其合理处,但未有定论。从“文鉴”书名出发,可以考知“以文为鉴”才是《宋文鉴》的编纂宗旨,“以文为鉴”包含“资政”“资文”的两层含义,同时在客观上有“存史”的意义。在“以文为鉴”编纂宗旨的作用下,吕祖谦采用了多种体例综合的选文方式。“以文为鉴”也正好体现了南宋官方文化建设的需求和吕祖谦家学的特点。

论《宋文鉴》

本文认为,吕祖谦编纂《宋文鉴》,虽"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但吕氏所谓"道",实内涵丰富,并不仅限于理学一端;其所谓"治体",不限于北宋朝廷的"家法"和新旧党争的是非恩怨,还寓含着编者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其所谓"文",也不只是论道议政之文,而是更主张文质兼备、事辞相称,以选录名家名作为主,而兼及其它,重视保存文献,反映了其对北宋文学发展面貌的认识。

理与气:《宋文鉴序》的文化阐释——兼论周必大与理学家的分歧

吕祖谦编选《宋文鉴》,体现了其载道、经世及史学兼容思想。周必大奉旨为序,认为吕氏所选诗文"有补治道"。周序与吕氏编选宗旨有契合之处,却遭到张栻等理学家的声讨,折射出乾道六年至淳熙六年这十年间周必大与张栻等理学家之间在思想与政治上的疏离。这种疏离体现在周必大对北宋儒学旧统的倾心和向职业官僚的转变。周序反复强调属于理学话语的"理"与"气",透露出周必大对理学集团示好的政治动机。

辨《宋文鉴》的一首杨亿佚诗

杨亿是北宋前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杨亿先后著有《括苍》、《武夷》、《颖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及《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7）。并有大中祥符五年（1012）“避谗佯狂，

吕祖谦《宋文鉴》的题跋选文及其个人的题跋文创作

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一书,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不但具有"存一代文献"的文学史料价值,更在具体的选文之中增入了多种新兴文体。题跋文能够于《宋文鉴》中单独立目,录文选篇,这在题跋文体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宋文鉴》的题跋选文,为后世题跋文体的理论总结与创作实践,提供了经典的范本与模型。吕祖谦本人创作的题跋文数量虽然不是很多,却有力的支撑起了其对两宋题跋文体的理性认识。正是因为有着具体的创作实践,使得吕祖谦的题跋选文全面且丰富,也正是因为有着题跋选文的编辑实践,使得吕祖谦的题跋文创作达到"衔华佩实"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境界。

吕祖谦编纂《宋文鉴》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实践

《宋文鉴》的编纂凝聚了吕祖谦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关怀。吕祖谦秉持融会理文的文道观,以编纂《宋文鉴》为契机,致力于弥合自北宋以来文道分裂与对立的局面,对于南宋中期文坛中兴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进之功和启示意义。《宋文鉴》是吕祖谦开创的历史谱系学中关键的一环,它将当代纳入其中,通过诗文把北宋一代的历史关节、治体统纪建构在古今连贯、前后延续的历史序列之中,并"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可以说,《宋文鉴》是全面认识吕祖谦文学与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面相,无论在宋代文学思想发展史还是学术史上,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地位。

也谈吕祖谦的“仁者之勇”——与关长龙先生商榷

《贵耳集》所说吕祖谦“进书大”没有根据。吕祖谦编纂文献贯彻了吕学道统,是非鲜明。吕祖谦宗师二程,继承家学,总结历史,开始逾越“孔孟规模”,表现了“仁者之勇”。

《通鉴释文》所见宋代四川方音声母特点

《通鉴释文》是宋代四川眉山人史炤所作的音义专书。该书音切中有一些属于中古不同声母之间的混注,亦不合于宋代通语,属于特例,共14条,分为5类：鼻音与塞音声母混注;舌头与舌上声母混注;娘母与日母混注;邪母与船母混注;疑母与匣母混注。这些混注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声母的特点。

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

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讲，文包括诗文二体，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以及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都兼收诗文。就狭义讲，指不包括诗的古文，吕祖谦《古文关键》、茅坤《八大家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都收文不收诗。

《明文海》诸问题考述

《明文海》是黄宗羲（1610—1695）选编的一部明文总集。明亡后，为了保存明代文献，黄宗羲从上千家文集中选辑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后又在此基础上扩编成《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此书编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明文海》上承《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汇集了有明一代各家的优秀作品，其文学价值自不待言，史学价值也非同一般。《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

《通鉴释文》所见宋代四川方音韵母特点

《通鉴释文》是宋代眉山人史炤所作的音义专书。该书音切中有一些属于中古不同韵之间的混注,亦不合于宋代通语,属于特例,分为四类:牙喉音一二等字相混;效摄与流摄相混;曾摄三等与一等相混;不同鼻音韵尾相混。这些混注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韵母的特点。

《资治通鉴释文》所反映的宋代“浊音清化”

《资治通鉴释文》是宋代史炤所作的一部音释著作。该书有大量反映"浊音清化"的音注。前贤对此已有研究,认为该书所反映的"浊音清化"已经完成。本文对《资治通鉴释文》反映"浊音清化"的音注全面考察,认为只有奉母清化程度较高,已变为清声母,大多数全浊声母还处在"浊音清化"的发展过程中,全浊声母尚未完全清化。

杨亿佚诗辑录

杨亿（974—1020）字大年,谥文,是北宋前期著名的文坛大手笔,著作等身而佚作不少。清人梁章钜（1775—1849）等即曾在嘉庆十五年（1810）为祝氏留香室编纂《浦城宋元踢儒遗书》本《宋杨文公武夷新集》时,自《宋文鉴》、《瀛奎律髓》、《诗林万选》、《建宁府志》、《古今诗话》、《渑水燕谈》、《后山诗话》、《浦城县志》、《山左金石志》诸书辑得杨亿佚诗十二首、各体佚文八篇,汇为《杨文公逸诗文》一卷。近人唐圭璋编纂《全宋词》时,后自《梅苑》卷10辑得杨大年〈少年游〉词一首;

四庫提要總集類辨正五則

總集類之《唐文粹》《宋文選》《宋文鑒》《古文關鍵》和《文章正宗》及《續文章正宗》,在書名、卷數、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實之處。通過匯校四庫所有提要、核實《四庫全書》所收書以及參考文獻等,力圖梳理四庫提要源流,考證事實原貌,對提要不實加以澄清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