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研究述要

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研究述要·孔令宏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状况与趋势调查组指出：“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等问题虽已有前人之研究成果，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将会带来更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对基础研究应予以资助的１１个项目中，该报告列出了“儒释道在中国传...

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

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意识和传统,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缺乏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全体的讨论,这一问题意识在宋明理学中得到较为系统化的体现,而且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家最有哲学创见的地方。随着宋明理学的演进和发展,古代哲学中主客一体、心物不二的认识论基调得到不断的强调,表现为层层递进的理论发展形态。禅宗的心佛不二观和李翱的"复性"论,为宋明理学的认识论提供了理论准备;周敦颐和邵雍是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奠基者,周敦颐由"诚"贯通太极—人极,邵雍因"观物"提出了宋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没有深入探讨;张载和程颢由"大心"而"定性",其"体物"与"体贴"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方法奠定了宋明理学认识论之基本问题框架和讨论方法;程颐和朱熹由"理"而"心",通过讨论"格物"达到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认识论由"心"到"意",突出了对心物不分的讨论和论证,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王畿、刘宗周由"意"到"几",实现了认识论问题中对"心"之困境的最后突破,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极致形态。通过哲学分析,可以看出宋明认识论史上存在着两大中心议题与理论特色:一是从周敦颐提出"诚"为"太极—人极"认识论的中心,到刘宗周重"意"的"诚—意"认识论圆环;二是朱熹、陆王关于"格—物"的认识论圆环。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哲学突破,是在这两个理论路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宋明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兼论其教育哲学内涵及理论深化

宋明理学在"本体-工夫"范畴框架内所展开的性习关系之辨,是体用之辨的具体展开形式之一。其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实现了从性习分离到性习合一的转变,从而构成了从先验人性论到实践创生论的过渡环节,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人性和性习关系的理解。没有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便不会有明末清初理学批判和自我批判思潮的实践创生论。

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之关系

宋明儒在对隋唐佛道兴盛、儒学衰微之因做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道教的心性论、本体论、生成论、修养论并将之融入儒学,使儒学更加精致和完满,促进了儒学复兴并重拾思想主导地位。与此相反,道家道教之地位却日益旁落,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做出理论调适,从宋明理学之性善论、修身论、伦理观、治世观等吸取养分,对道家道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结果是道教走出山林,走向民间,更具普适性,但也因此渐失本真,渐趋衰微。总而言之,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既为维护各自的道脉和学统而对抗斗争,又为发展自身理论而相互融摄,表现为互融互摄、相资为用的特点,但殊途而同归,共同推动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论宋明理学之“气本论”哲学思想——兼评横渠之学与文化软实力之提升路径

在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我国民族梦、国家梦之本源,是提升国家软实力之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儒学延绵数千年,在我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儒学发轫于孔孟,而后几经跌宕,并在宋明时期以理学形式实现了一次对隋唐以降儒学渐趋式微的强力复兴。宋明理学缘起于湖湘大家周敦颐,"宇宙构成论"为其哲学理论。继后,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之"气本论"哲学思想,成为宋明理学的又一重要哲学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地缘学派,发轫于张载"气本论"哲学思想的横渠之学理论体系,随时代演进屡有变化,但贯穿其内的"淑世担道、崇德求实"之思想精髓却一以贯之。横渠之学思想精髓现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普适价值之中,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在"文化中国"业已"唱响中国"的时代语境下,我们要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就要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历史文化资源,践行横渠之学,不断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话语权与国家文化统摄力,这是一种文化建构维度下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强音。

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研究述要

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地方。本文概述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提出,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将对推进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这其中,以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的研究入手,可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作为中国哲学“四大主潮”之一的新儒家哲学——方东美评宋明理学

方东美将宋明理学划分为"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唯心主义的新儒学"和"自然主义的新儒学"三个流派,探讨了这三派之间见解歧异的原因。他认为,宋明理学的理论归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归趣孔、孟、荀之古典传承"和"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他批评宋明理学家"固执于道德理性"和"执着于道统观念",尤其严厉地批评理学家维护儒家道统的"固陋狭隘"心态。但是在批评宋儒的同时,方东美提出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四大主潮"之一,并且高度肯定其对于中国哲学形上学的巨大贡献。方东美之所以将原始儒家哲学与宋明新儒家哲学分别置论,将宋明新儒家哲学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列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之一,根本原因在于他十分赞同宋明新儒家在实际上对于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采取的包容、吸纳态度。

宋明理学中道器问题的生命哲学思考

《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即有形之上,实则无形者称之为＂道＂,＂形而下者＂即有形者为＂器＂。这一简短的阐述中出现了＂道＂、＂形＂、＂器＂、＂形而上＂、＂形而下＂五个关涉中国哲学话语系统的基本概念。

“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蒲江县人民政府、香港孔教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1月1-4日在四川省蒲江县召开。来自韩国、日本、德国、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9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7篇。与会学者围绕魏了翁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朱熹与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舍传求经”、“疑经改经”、“六经注我”三个阶段。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的千年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哲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第一步,要回到中西马的原创文本;第二步,发现其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生的问题,对理论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第三步,在综合各种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即创建有特色的、全新的中国哲学。

哲理精微,文思缜密——“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蒲江县人民政府、香港孔教学院联合主办，蒲江县会展办、文旅西来古镇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四川了翁茶业有限公司、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协办的“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1月1日至4日在四川省蒲江县隆重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德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90余人聚集一堂。大会收到论文共67篇，60多万字，集中展示了学术界近年来关于魏了翁思想、理学和东方哲学的研究成果。这次会议的主题兼具广泛性和包容性，

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当代道德哲学启示

伦理学在道德哲学层面重新思考形上人性论建构的理论课题之时要转向宋明理学人性论寻找学术资源。此种判断是基于中华文化生命的客观历程,当代人的实际精神状况和中国的道德国情。宋明理学人性论能为当代道德哲学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启示,主要是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如何在人性论上体现;在人性论体系中如何完成"伦理-道德"的整体性辩证以及如何确立人的精神世界才能让它呈现实体等等。

宋明理学对中国现代哲学之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公元960—1127年)这160余年里外患频繁,烽烟不熄;人民流离,民生凋蔽;党同伐异,内优不已.但是,这个国力衰微、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哲学发展的光辉时代.其标志是理学的发生、发展和形成.

宋明理学对中国哲学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儒、道、佛三教融合在一起,分别经过了三个阶段:一为"舍传求经"阶段,二为"疑经改经"阶段,三为"六经注我"阶段。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通过这几方面体现出来。要将中国哲学重新发扬光大,使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繁荣,就要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将新时代的内涵融入中国哲学,形成新的中国哲学系统。

我刊代表应邀参加“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1月1—4日，“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蒲江县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蒲江县人民政府以及香港孔教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外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围绕“魏了翁创建鹤山书院的意义和影响”，“宋明理学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及与东方哲学、现代社会的关系”等主题展开讨论。

道家生态哲学的“道”论基础

“道”论是道家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以“水几于道”为表达,道家通过对水及水之于人生存意义的观察与思考,完成了“道”概念的建构和传达,这一从与自然的联结中读取万物本原和生存法则的思维,体现着生态哲学关注人与自然整体性、关联性的基本精神。继而,道家以“道生万物”确证人与自然的同源性,以“道法自然”指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个体生态的“自然”秩序,生长出人与自然共生为底色,“自然”和谐为追求的生态智慧。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真德秀理学思想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

真德秀在朱子学地位确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力图从两个相互交织的方面对此予以阐明:一是简要叙述真德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在内的哲学思想以及其政治观,分析他的思想对于朱熹的继承与发展;二是通过他当时所处的独特境遇和为政业绩来阐明他对于朱子学统治地位确立的意义。由而比较全面地表明他的理学思想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