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宋论》中岳飞形象的文化解读

《宋论》中,有关岳飞的论述,散见于全书,显得比较分散零碎。把王夫之有关岳飞这一历史形象的见解条理化、系统化的同时,进而把岳飞形象放置于整个文化史尤其是有宋一代文化史中进行解读,这不仅是解开当时纷繁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岳飞这一历史形象。

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宋论》所见王夫之对岳飞态度浅述

王夫之在所著《宋论》中,基本对岳飞持肯定态度,肯定了岳飞的才略、操守和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岳飞未能完全收复中原,而自身又遭非命的悲剧命运,并分析认为是由于赵宋政权一贯的抑武国策、宋高宗和奸相秦桧的投降方针以及岳飞自身的修养不足等三方面因素并发的结果。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王夫之身历明清之际的政局动荡,他的观点有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带有极强的时代现实性。

王夫之政治思想近代突破的模式考察——以《宋论》为中心展开

本文以《宋论》为主,结合其他文献来对王夫之政治思想近代突破的模式作历史考察。文章认为,王夫之在批判儒家道德政治既讲捍卫道义而又贪恋名利、既倡仁义道德而又滥用严刑峻法这两大悖论的同时,鉴于这种道德政治强调亲亲、等级以及倡导绝对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缺陷,选择性地吸取了以原儒尧舜圣王型政治理念和道家虚静无为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古典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并予以发展。在民族主义感情的强烈催化之下,船山给古典人文主义政治思想注入了许多积极的近代内容,其人文基础也得以空前扩大,从而较好地弥补了这种古典思想诸多的先天不足,并使其创造性地转化为较成体系且初具近代意义的政治理论。

从《宋论》看王夫之眼中的明君、贤臣——兼及宋代灭亡的原因

《宋论》是王夫之重要的史论著作,对宋代各朝的君主和臣子进行了较为尖刻的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对明君和贤臣的要求与评价标准,进而了解他对宋代灭亡的看法。

从《宋论》看王夫之辩证比较史法的特点

从《宋论》看王夫之辩证比较史法的特点高平《宋论》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史论专著。透过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作者对宋代历史的许多精辟见解，而且可以从作者对这些观点的阐述与论证中，窥见其独到的治史方法。其中辩证比较法即是其较突出的一种。一...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

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维持良好政治风气的关键,是避免出现党争。一旦形成党争,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会意气用事,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政治将成为泄愤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极化,国家也就随之崩溃。而要避免党争,关键是杜绝体制外的声音。尽管开国体制不可避免会丧失活力,但通过人事变更,上行下效,就能够带动体制自我更新。士大夫政治鼓励体制外发声,不仅会引发无谓甚至有害的变法,而且会催生党争。

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

“洞若观火”与“了如指掌”

《尚书·盘庚上》：“予若观火。”汉·孔安国传：“我视汝情如观火。”唐·孔颖达疏：“言见之分明如见火也。”后来在“若观火”前面加一个“洞”字，用“洞若观火”形容观察事物明白透彻。例如清·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吕本中》：“公所作《宋论》四十篇，审时度势，洞若观火。”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

船山史论的历史假设

王船山有系统而独特的论史方法,在实际运用层面,其史论著作中对历史假设的广泛使用,即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从《读通鉴论》和《宋论》来看,＂藉令……（则）……＂＂假令……（则）……＂＂非……（则）……＂等表述形式所传达的假设分析,广泛涉及历史上的政治和军事谋略、制度建置、民族关系、君臣之义、儒与佛道法的关系等。这些历史假设,都是船山希望从历史中获得切实的借鉴这一史论宗旨下的产物。其中一部分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以当事人提出的对策为讨论依据,具有某种合理性;一部分则流于假设者的理想,需要具体分析其局限。可以认为,通过历史假设的广泛使用探求历史的可能性是船山史论的显著特点之一。

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权力分析

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权力分析裴海燕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建国之初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巩固统治，改变晚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局面，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由于北宋初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宦官作为...

王夫之的史学本体理论

王夫之(1619——1692)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评论家,他在进行历史评论的过程中,也对史学的本体理论作出过许多论述,并自有一定的体系。《读通鉴论》中的《叙论》四篇俨然堪称古代精湛的史学理论名篇。然而,学术界对王夫之史学的研究,大多只注意了他的历史评论,而忽略了他的史学本体理论。

王夫之的人类史观

中国古代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一般把自然史和人类史看作同一气化过程。从王充到张载,莫不如此。王夫之在承认此前提下,更多地注意到人从自然中产生和分化出来以后,“人的类特性”便与动物有“壁立万仞”的区别。“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俟解》),“人之异于禽兽,则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极乎广大,尽乎精微,莫非异者”(《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因而,强调不可“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异”(《思问录·内篇》),反对“过持自然之说”(《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由此,区别于自然史观而展开了他的人类史观。

王船山的史学方法研究

王船山有关历史著作共五种,即《永历实录》、《大行录》、《莲峰志》、《读通鉴论》、《宋论》等。其有关史论部分,详见于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及《宋论》,也散见于他的治经、说子、论政、杂文、随笔诸作。因此,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哲学方而自成其体系,文学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史学方面亦有卓越的创见,为中国史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本文仅就他的史学方法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他在《读通鉴沦》的卷末写了《叙论》四篇,说明他写书的主旨,即(一)反对旧史的正统说;(二)说明史论的原则;(三)反对过去史新变论之二弊,即浅中无当之失和纤曲委琐之说;(四)申述古今治道之变通,赞美《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说明史论的意义。约而言之,其义有四:即(一)确立经世致用的目的;(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三)抱定实事求是的作风;(四)“言”、“事”、“义”相结合。这四种原则,一反从前的空疏而为实用,主观冥想而为客观实证,是明、清之际城市经济发展在王船山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分别贯串在读史、论史、订史和撰史等各个方而,提供一套完密的史学方法体系,尤其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论王船山的经济思想

王船山是明朝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有进行探索的必要。(一)王船山的经济思想,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事实的反映。因此,我们在论述他的经济思想之前,应该对明朝后期的经济事实,作一鸟瞰:第一,明朝后期,皇帝贵族疯狂地兼并土地,从孝宗(朱佑樘)开始置皇庄,到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而变本加厉,如世宗封其子朱载圳为景王,侵占湖广土地数万顷;

浅析王夫之的历史观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的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终身著述。现有遗著一百多种,四百多卷。王夫之通过批判佛老的宗教学说,抨击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挥了王充、张载的唯物主义传统,建立了一个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王夫之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和辩证法,还是在历史观等方面,都有许多建树,把我国古代哲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王夫之的历史观之所以比较完整,对旧框框有所突破,一方面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另方面也与他个人的努力有关。明清之际,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的时代,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面对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