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对其规范内涵的关注和研究非常不够。从历史发展、规范现状、制度实践和改革趋势的综合考察可知,"积极性"的静态内涵既包括事权划分的明确性和规范性,也包括作为隐藏要件的与事权范围相匹配的财政资源的匹配程度,其动态内涵则体现为针对事权归属或财政资源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比较而言,"主动性"更易被忽视,其内涵既在于将"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的一般释义还原至宪法规范的语境,也能从其与积极性的对比中彰显,还能从我国五部宪法(文件)对央地关系原则体系结构的不同安排中把握。目前的地方试点、隐性对抗策略、地方联合体和地方责任弱化等都可视作主动性的实践,基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并非所有地方主动性实践都能为《宪法》第3条第4款所认可。

《宪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全过程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有利于保证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衔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的阐释标准,形成中国人独有的民主话语体系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释力,凸显《宪法》规制的全过程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彰显"依宪治国""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宪法》是全过程民主得以实现的法治保障,《宪法》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宪法》实施。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是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证,全过程民主标志着美式民主神话的破产。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举措是:健全体现人民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制度,全面加强党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全过程民主的制度自信。

“《宪法》释义暨转型期宪法解释”学术研讨会综述

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乃宪法学安身立命之基础。认真对待现行宪法文本,对于转型中国的宪法实践与宪法学研究,既是一项亟待累积的基础性工作,又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前沿性工作。2011年3月26日,＂《宪法》释义暨转型期宪法解释＂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举行。

对《宪法》“序言”和“总纲”的修改建议

改革初期制定的现行《宪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当对其进行全面修改了。《宪法》"序言"中有关历史的叙述、个人的名字、阶级斗争的文字等内容应当删除,并增加国家性质、精神文明等内容;"总纲"部分在基本保留原有条文的基础上,其结构应有较大调整,先后顺序需重新排列,有些在其它章节规定的条文(如国旗、国徽、首都,国籍,修宪程序等)应放在"总纲"中较为合适,有些内容如经济制度应当作大幅度删减。

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属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

我国《宪法》第41条的规范结构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实践表明,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具有监督权和救济权的双重属性。近年来,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逐渐成为重要的权利救济手段,与司法制度的冲突开始浮现。亟待整合权利救济渠道,建立公民审查建议的法院移送机制,以维护法制统一与司法公信力。民主监督属性则是《宪法》赋予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规范属性,不能因法院移送机制改革而削弱。为此应当放宽对建议人的主体资格限制,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起诉并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并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设立听证程序,作为加强民主监督属性的措施。

论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限制”的规范——对我国《宪法》第51条的研究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1982年宪法第一次规定了这一条款。宪法第51条的由来与苏联宪法的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关系,该条的出台是对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的反思,也是对十年"文革"的总结与反思。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条款的原意已经发生了变化。鉴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并顺应我国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应当以"为保障而限制"提炼与概括《宪法》第51条的完整内涵。这一条款在我国宪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是研究宪法权利所不能绕过、不能跨越的重要条款。

《宪法》民族团结义务条款的规范研究

“团结”存在动词与形容词的属性差异,现代以形容词义为主的“民族团结”以平等为前提,径由中国历部宪法不断发展完善。《宪法》第52条民族团结义务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核心规范,对其宪法内涵,应从第52条自身及其分别与序言和总纲第4条的关系共三个层次梯度诠释;对其外延的解读则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法制体系入手。民族团结作为基本义务进入宪法文本,有其坚实的理论、逻辑和渊源基础,其内涵明确、规范谱系定位清晰、实施机制完善。当前,应促进民族团结政策话语的法治转向,做好理论和实践双重准备,适时启动《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的制定。

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它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

近年来,支持与反对宪法司法适用的学者均寄希望于对我国《宪法》第126条中"法律"外延的理解和解释,要"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实际上,我国《宪法》第126条并未对审判依据问题做出规定;其既不能用以作为支持宪法司法适用的依据,也不能用以作为反对宪法司法适用的依据。此外,我国《宪法》其它部分的内容也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或隐含的规定。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审判依据问题是由诉讼法做出具体规定的,因此可以经由诉讼法的修改或新制定其它相关法律来调整。总之,现行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宪法能否作为法院的审判依据,这为通过不同的立法途径规定或调整这一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

“动静结合”理解《宪法》第十条——对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地域范围的探讨

我国土地公有制体现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度，但特殊的国情以及法律规定本身的缺陷，致使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界线模糊不清。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集体土地在这种模糊状态中转为国有。而明确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地域界限是改革征地制度和推动集体土地流转的前提之一。

我国条约批准的运作机制——以《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为依据

1982年《宪法》和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共同行使条约批准的体制。在条约批准的方式上,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也有国务院的核准。条约在我国具有高于法律的地位,条约的适用受到"与法律有不同规定"和"批准"、"核准"的限制。

《宪法》的语类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汉语立法语篇,对其语篇结构进行研究既可以帮助读者深入认识和理解立法语篇的意义和意图,又能在理论上指导其他立法语篇的结构研究。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类分析模式为理论基础,分析《宪法》的语篇结构。结果发现,《宪法》在语篇结构及其语言实现模式上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

制宪、建国与司法审查——美国1787年《宪法》的结构与司法审查在其中的位置

宪法是一个政治结构。美国宪法诞生于18世纪,对它来说,如何能够合众为一,将十三个分散的"主权人民"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美国人民"是从独立之后一直到内战期间的核心问题。联邦主义是这个政治结构的核心。对于美国宪法中任何特定的制度,包括司法审查制度,都必须以这个背景和框架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来进行理解。只有从联邦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明晰司法审查在制宪后大约一百年间的美国历史和美国宪制中所处的位置,即维护联邦的统一,约束各州的离心力。

我国《宪法》序言的英译策略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英译的策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英译。而《宪法》序言从叙述历史、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以及宣告《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等方面,对英译策略提出了至高的要求。本文以实例分析《宪法》序言的篇章特点及其英译策略的运用,从而为其它法律法规的英译提供一定的思路。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政权"组织"形式的原则,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其中,《宪法》第3条第1款是关于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总的组织原则;第2款关于人大和人民的关系的规定主要是民主原则(即政体中的第一层含义——国家机关如何产生);第3款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工(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的规定,体现的主要是集中原则(即政体中的第二层含义——国家机关彼此间的横向关系);第2款和第3款结合起来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第4款确定的是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映的是集中制原则。然而,《宪法》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是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其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实行的是合议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国家主席制度中则不包含民主集中制内容;行政机关内部实行的是首长个人负责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军事机关内部实行的是个人负责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实行的是合议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检察院内部的检察委员会制是有条件的合议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

法律语言与法理精神——试析《宪法》中一款条文

最近，笔者在检阅《宪法》条款时，发现一处用语不当的地方，谨此提出，以备商榷：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谁有权解释《宪法》?

6月14日，黑龙江省人大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下称《条例》），规定“从事气候资源探测活动，应当经省气象主管机构批准”、“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对气候资源探测将实行探测许可制度”等。

论新中国立法体制的沿革——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生效20周年

我国的立法体制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间历经数次变革。现行立法体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在1982年《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迄今已有20年。本文拟从我国立法体制的沿革中提炼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生效20周年。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体系——评周叶中教授主编《宪法》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主编的《宪法》一书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并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该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整体性与系统性 ;理论性与实证性 ;动态宪法与静态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