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词学的范式意义——读《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发展史》

《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发展史》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来考察唐五代词与宫廷文化的关系,在对唐五代词进行文化学研究的过程中,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历时态描述与共时态观照相交错,同时注重对作家作品心理视域的细部挖掘。既有理论阐释、审美观照,又有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具方法论的启示意义。该著作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在词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可谓别具一格。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作了更为清晰深入的探索与描述,为整个词史研究和词学研究向深广度拓展提供了一种新尝试。

论唐五代词向儒家文化的回归

本文分析了唐五代词对儒家文化的反映与回归，认为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民间词反映出丰富的儒家思想，包括忠君爱国、建功立业、敬老奉亲等，而文人词中所蕴含着的儒家思想则表现为隐逸思想、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

论唐五代词与儒家文化的冲突

本文论述唐五代词与儒家文化的冲突，认为儒家传统的诗乐观念和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妨碍、推迟了文人词的创作及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唐五代词对儒家文化又有一定的突破与悖离，这不仅表现在内容题材及艺术风貌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文艺思想和音乐观念的突破上。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的文化蕴含

本文既从内容题材方面发掘和探寻了敦煌民间词中所包蕴的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又从艺术表现方面考察和探析了敦煌民间词中所反映的民间文化特征。

唐五代词研究的文化学方法论构想

唐五代词研究的文化学方法论构想刘尊明近现代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元发展，为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前景。文化学的兴起，系统论的出现，及其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运用，便产生了一门新兴的艺术科学──艺术文化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或视角...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唐五代宫廷游戏考释

参证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考释各种游戏的渊源及其在唐五代的盛况与变化,对于唐代宫廷妇女及其宫廷游戏体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参考价值。由于唐代帝王之好,以及应时、应节之风俗相尚,诸多游戏体育活动进入宫廷,为后宫妃嫔宫女所参与,唐五代宫词中有集中描写,体现出宫廷妇女宫怨之外的生活样式与情态。

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

五代诗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上接唐末，下启宋初，前后经过了１３０多年，是超越于时代更替的。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与价值，在于其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过渡。贯穿于这一过渡时期的诗风流变线索主要有“白体”、“体”、“晚唐体”及“词代诗兴”，其流变过程既有一贯性与整体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从白体诗的演变轨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略谈对词史的地域文化研究

过去我们的词学研究和词史书写,对词的产生与发展的地理因素和地域文化特征有所忽视。而实际上,词的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是贯穿千年词史的一种地理文化现象。回顾词史可知,词初起时就带上了十分浓重的江南地区的地理人文色彩。五代时,西蜀"花间"词烙下了鲜明的西蜀地域文化的印记,南唐君臣的词则主要是扬州地域文化的产物。入宋之后,词的地域性特征有所加重和发展,宋词几个有影响的流派都有一定的地域特征,相当多的宋词作品都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产物;与南宋词平行发展的金词更是典型的"北方文学"。降及清代,词的地域性特征更加突出,甚至成了划分和识别词派的主要标志。对这个贯穿千年词史的地域文化现象,有必要设计出一系列课题,开展专题研究。

域外词人李波斯——五代词人李珣及其作品漫议

李珣(约公元855—930年)是中国诗歌史上崭露头角最早的穆斯林词人。几乎在倚声填词之风日益蔓延、时髦的残唐五代,他就是纵横驰聘于词林艺坛的活跃分子。作为一个深受汉族文化熏陶的西域才人,能跟同时代舞文弄墨的骚人雅士并驾齐驱,争相媲美,更引人注目。

五代“风流”与文化的奢侈

五代“风流”与文化的奢侈陈向春中国古代诗词是今天的人们了解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材料，但是在新的文化参照系之下，确实已经陈旧的古典诗词作为文学文本的存在价值事实上正退居次要地位，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语保存，对它的研究和全面阐释的价值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琵琶弦上说相思——唐宋词中“琵琶”意象解读

作为燕乐系统中重要的演奏乐器,琵琶没有随着燕乐的衰落而消亡,反而被文人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文章重在分析唐宋词中的"琵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唐宋词中的“愁”

唐宋词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之一,它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唐宋词中,“愁”字的成功描写,给词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唐五代和北宋的词,大量的是描写男女幽情,离别感伤、四时景物、羁旅愁叹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因此,“愁”

唐五代词的宫廷文化书写

"词起源于宫廷"一说引发学界对词体发生史的重新建构,宫廷文化对词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初唐宫廷音乐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具有宫廷文化性质的著辞歌舞,对词体的产生具有启发作用;初唐诗的宫廷文化属性为盛唐李白宫廷应制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中唐王建宫词继承李白词的传统,与中唐其他文人词合流,表现出诗体向词体转化的过渡性特征,是晚唐温庭筠词柔媚之美的先导;晚唐花间词产生于西蜀宫廷,南唐二主及冯延巳的词则产生于南唐宫廷,皆为宫廷文化的产物;五代十国淫靡享乐之风更盛,词明显具有宫廷文化色彩。从宫廷文化这条线索追溯唐五代词的发展,可以看出,唐五代词以宫廷文化为主要题材,具有鲜明的宫廷文化属性,同时宫廷文化也有力地促进了唐五代词的产生、定型与发展。

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

纵观历代词学与词史的研究实际,我们便会发现,对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多有忽略的。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其一可能是受表面现象的迷惑,唐五代词向以“侧艳”、“小道”而著称,在一般人的观念及心理中,似乎很难将它与严肃而又神秘的道教文化联系起来;其二则可能与早期词史的复杂性有关,由于资料及方法等多种局限,造成对有关词的发生状态及其早期发展进程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状态,从而也相应地掩盖了对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三也因为长期缺少一个完整的唐五代词总集来进行总体观照,单凭零散的作品或有限的选集、别集,便很容易忽略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之关系。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

唐五代词作为＂词史＂的开端和＂词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历史从宋代开始,绵延至今已历近千年,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因为唐五代词作为一种发生状态和发展阶段的文学现象本身所具有的高难度,致使这段学术研究仍存在较大局限性。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注重历史资料考察和作品本体探析的同时,采用文化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结合起来,力图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做出更系统、更清晰、更深入的考察、探索与描述,以期对整个词史研究和词学研究向深广度拓展提供一种新尝试与新启示。全文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和探索,表述了这样一个总体思想：作为一种特殊型态的音乐文学样式或诗歌体裁,词在唐五代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及其艺术特性的形成,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规范和陶冶,从总体上看,

主体、性别与审美文化的合奏——赵丽教授《花间集研究》阅读札记

唐五代词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词人与选本中,《花间集》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在词史上自然具有独特的地位。抓住关键人物展开研究是赵丽教授研究《花间集》的一个书写策略。赵丽教授以性别意识展开的立体研究更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审美意象、道教文化对于词文本的分析更是体现了独到的问题意识。花间词的道教文化意蕴研究是这部著作的精华部分,将审美文化与文学研究融合无间,从现象中寻找规律,时代、民族、审美风尚均以文本分析为中心展现出来,作者的文学文化研究创新之处即在于此,这也是全书所体现出的文学文化研究特色。《花间集研究》以性别意识、道教文化、创作主体、审美意象为研究关键词构筑了一个富有层次感的研究体系,体系中多幅风景在赏心悦目中开启,在怡人心神中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