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温州礼学的疏影——以国图藏孤本王叔杲《家礼要节》为中心

现存国家图书馆的王叔杲《家礼要节》一书,为孤本文献,是隆庆三年山西提刑按察使司重刻而成的。此书本为规范家族礼仪、教化本地民风而撰,故在内容上融合了朱熹《朱子家礼》、丘浚《家礼仪节》及明代礼俗,具有“礼随时变”及“实用化”的特征。明代时期的温州文教衰败,官员、士人希冀通过推行家礼来促进民风的改善,《家礼要节》的问世,体现出王叔杲作为温州人,振兴家乡教化、重塑民风的努力。

身体、自然和地方:《家》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解读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家》,主要以虚构人物弗兰克和妹妹茜的个人叙事困境,揭示美国官方“黄金年代”叙事下的暗哑面。故事中,莲花镇以及莲花镇上的黑人女性群体给予弗兰克兄妹走出困境并找回黑人族群文化的力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本文运用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从身体、自然和地方三个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尝试挖掘莫里森为边缘化弱势群体廓清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思考。

托尼·莫里森《家》的叙事策略探析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家》在叙事艺术上展现了其独特的创新与深度。作者摒弃传统线性叙事,采用非线性、多层次多视角的叙事手法,通过主人公弗兰克·莫尼及其妹妹茜的视角,以回忆、梦境和现实交织的方式展开故事,展现他们逃离种族压迫后的精神回归之旅。莫里森运用细腻的心理描绘和丰富的象征手法,深度挖掘黑人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家庭关系的复杂纠葛以及对家园的追寻渴望。小说中的叙述时空交错,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环境相互映照,揭示了美国社会历史的深刻烙印和黑人群体的精神创伤。同时,通过对“家”这一主题的反复吟唱,莫里森探讨了家园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归宿,更是心灵救赎与文化记忆的载体。这种叙事策略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充分体现了莫里森卓越的叙事才能和人文关怀。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巴金《家》的“手稿”

新文学问世以来,巴金的《家》是第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声势浩大地描写封建家族在社会革命背景下逐步走向崩溃的作品。它系统深入地呈现青年的希望与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长,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家》原名《激流》,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连载,但《家》的原稿在《时报》登载后丢失了。[2]似乎是《家》原稿的丢失激发了巴金的留档存档意识,之后关于作品的修订稿本他都有意识地留存备查,后来又把这些留有大量手写笔迹的图书版本捐赠给由他倡议并推动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珍贵的历史档案、文学史料存放在“手稿库”中保藏。[3]2023年12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1935年巴金《家》手稿”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巴金《家》的复杂中项问题研究

在符号学标出性问题中,中项作为第三项,具有无法自我界定,需要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我的特点。正是中项处于正项与异项的第三方,所以在正异项的中间地带赋予了中项一定量的活动空间。在此潜在的活动空间中,为异项争取中项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巴金《家》中就存在着复杂的中项问题。在复杂的活动空间之中,从普遍意义的中项里衍生出一类矛盾分裂的、“非正非异”的复杂中项。而在一定量的潜在空间中,矛盾复杂的中项如何实现偏向与翻转?这主要从中项发生转变的主客观因素出发,去探析在未来文化元语言语境之中,应该如何获取中项的支持。《家》中的主要人物在文学层面为中项类型及偏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

经典IP的跨媒介转化与国际化策略——以《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为例

本文在全球文化交流视野下,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以中美合拍电影《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为主要文本进行阐释,指出该影片在注重家庭教育的核心主题和轻松诙谐的风格下成功实现了从本土情景剧IP到国际合拍电影的文化输出,显示出一次国际化合作中对中国优势IP成功经验的成功传递。同时,该影片在故事内容与影片合作上,充分体现了技术赋能下角色隐喻与内容价值的提升,为数字电影时代中国电影的全球发展路径探索了成功经验。

明清徽州宗族礼学文化微探——以朱熹《家礼》为中心

明清徽州,作为中国传统礼学文化的缩影,其宗族礼学文化深受朱熹《家礼》的影响,徽州宗族礼学文化的根源可追溯至宋代,但至明清时期,其体系化和规范化达到了顶峰,这一过程中《家礼》发挥了关键作用。《家礼》不仅成为徽州宗族礼学的理论基石,还指导了日常生活的实践,进而塑造了徽州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家族伦理。通过深入分析《家礼》的内容与徽州宗族礼学实践的融合,《家礼》如何在明清徽州宗族礼学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及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了徽州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可以发现《家礼》不仅是一套礼仪规范,更是徽州宗族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体现,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能在徽州地区看到其痕迹。

奥康纳《家的慰藉》中的南方神话与现代性

与福克纳齐名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家的慰藉》讲述了一个家庭逐步走向瓦解的故事,以两个敌对的人物看似融为一体结尾。为理解这一怪诞结局,需从奥康纳对美国南方社会的关注出发,分析故事中两个主要人物的象征意义。作为美国南方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典型代表,两者的冲突与融合揭示了南方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与现代性冲击下的身份重建难题。

错位的“五四”——由1958年文集版《家》的一处修订谈起

一、“资产阶级的家庭”。1933年,在《时报》上连载了一年的《激流》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题名《家》。在初版后记中,巴金宣称,他在《家》中写的是“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底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我们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来”。

明代《家礼》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演变

明代《家礼》学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为官学化、注疏化、仪节化等三种形态。明初,官方定义《家礼》为国家认同构建之要籍,曹端、宋濂等明初学者主要关注《家礼》的推广与传播,在理论上并无亮点。王源、汤铎、冯善等人则通过重新梳理《家礼》学注疏的知识谱系,扭转了明前期《家礼》学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状态。丘濬《家礼仪节》开启了《家礼》研究的新方向,成为明代中后期流传最广的《家礼》文本,是明清礼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

“国家治理”视角下《家礼》在江户日本的受容实践探究

江户时代知识人对于“家”的礼法认知,建基于朱子《家礼》。基于稳定幕藩体制和巩固身份等级制的需要,江户幕府“独尊”朱子学并奉其为“官学”。知识分子在推进《家礼》日本化的过程中,重新解构以德川幕府为中心的武士集团政治,使其更加符合统治阶级和社会现实的需要。通过重建以“血缘”为集合的“家”单位秩序,借助幕藩制度,让“血缘集团”秩序作用于“家职国家”。“孝悌”作为人伦日用之礼的核心主张,以孝亲来实现尊君,这与幕府体制下武士对藩主的“忠”不谋而合。为了使“忠”更好地在政治体制内发挥效用,德川幕府以“君臣之道”作为调整与武士阶级关系的伦理原则和经营“国家集团”的礼法准则。《家礼》的践行逻辑发生于“缘情制礼”,是朱子学与幕藩体制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熹《家礼》与日本江户晚期的社会改革——以德川齐昭的《丧祭式》为中心

《家礼》在近世日本受到了各流派学者的特别关注。《丧祭式》是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任内所修编,沿袭了《家礼》及水户藩前期丧祭礼研究,具备强烈的儒礼特质。作为天保年间社会危机背景下产生的丧祭礼文本,《丧祭式》的两大特色——排佛及民众教化,与齐昭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构成了幕末水户藩政治改革的重要方面。可以说,《丧祭式》体现了《家礼》在儒者群体外的传播,亦显示了儒家礼仪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所具备的社会政治价值。

失落、追寻与未抵达的家园——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地域叙事解读

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讲述了一对裕固族兄弟追寻水草丰茂的家园的公路故事,导演通过角色的身体叙事呈现地域民族的身份失落,通过符号叙事指涉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博弈,通过空间叙事揭示地域景观下的民族寓言,共同直指地域民族的生存焦虑与作者的现代性反思。

中国现代家庭小说出走叙事比较研究——以《虹》与《家》为例

现代家庭小说中的青年“出走”叙事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五四”时期,时代波澜和社会革命为出走话语创造了特定的叙事语境,诞生了《虹》《家》等著名家庭小说。相应地,出走话语的叙事主题紧紧围绕出走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展开,具体来看,茅盾的《虹》呈现了教育成长主题,巴金的《家》则聚焦批判性的激进主题。在叙事艺术上,此类小说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并按照“出走前——出走——出走后”的结构叙事,叙事对象也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女性为主。从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角度来考察,出走的底层价值应当归结为青年对现代性的焦虑,同时,个体在出走过程中也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折和对生命的感悟。

论巴金《家》中的平民形象

本文统计了巴金《家》中的平民人物数量,对其中“封建地主阶级的玩物”“贫穷落魄和悲观苦闷的‘零余者’”“慈母般温暖的忠仆”“饥寒交迫的最底层人民”四类形象进行详细分析,并指出平民形象的文学价值,即平民形象使小说主要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封建旧社会的人物群像,增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

《家礼辑览》与朝鲜时代学者金沙溪的解经之法

本文运用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金沙溪《家礼辑览》一书,指出其从小学、注疏学、历史文献学等角度,疏通《家礼》的文字、条例、仪节,训解名物,考镜源流,阐发经义。本文对《家礼》疑误之处提出商榷,进一步指出金沙溪此书虽间有讹谬,但瑕不掩瑜,其解经成就,堪称朝鲜时代礼家之典范。

友情·爱情·亲情——论《家》中弗兰克的创伤

"爱"是莫里森在创作中一贯关注的主题,也是她用以疗治非裔美国人所受创伤的良药。莫里森新作《家》中主人公弗兰克所承受的创伤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朝鲜战场痛失挚友,一触即发引爆弗兰克积郁已久的创伤;二、战后回国邂逅真爱莉莉,令他的创伤获得暂时的抑制;三、亲情使其义无反顾、只身南下营救重病的妹妹茜,最终勇于直视创伤、成功走出创伤的阴影。正是由于"爱"的存在、亲情的永恒,弗兰克才能与外界建立新的"关系",正视创伤事件、开启"重现回忆",从而复归原有的"关系",最终成功地摆脱创伤,治愈创伤。

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

本文对照巴金小说《家》及其材料原型,发现"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形成了典型的叙述复调,由此探讨文学文本所采取的形式策略、编码规则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以及在20世纪中国何以"历史"经常比"文学"更丰富的原因。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