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身份 欲望——论《家庭与世界》的主体对话性与私人语言

对话性是《家庭与世界》主体叙述的典型特征。小说以三个主要人物的交替自述展开情节,三重自述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对话性;主体在自述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不断对话,逐步形成了对自我与他者的清晰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作为对话媒介,既揭示了主体与他者动态地相互认知的依赖关系,也证明了在主体的对话性结构中根本不存在无法被他者理解的私人语言。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是主体对话性存在的根据。

《家庭与世界》:语言可以虚构出现实的范例

语言的意义,不依赖于语言所指称的对象。语言所指称的对象不存在时,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这就为语言可以指向非现实并仍获得意义敞开了可能性。语言是在语言游戏中获得意义的。在语言游戏中,语言在遵循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自我运行。语言的这种自主性赋予了语言以多重功能。语言不仅具有复制功能,而且具有创造功能,因此,它不仅可以反映现实,而且可以虚构出现实。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就为语言可以虚构出现实这一论题提供了实证支持。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不仅用语言虚构了自我而且也虚构了他者,而这种虚构的动力机制则是人的欲望。

《家庭与世界》中碧莫拉的主体建构困境

碧莫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中的核心人物。她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出了三个不同的主体身份:遵循传统的家庭主妇、丈夫期望中的现代女性、民族运动中的“蜜蜂女王”。这些主体身份归根结底都是印度传统社会中各种知识-权力机制和关系运作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本身和相互冲突抑制了碧莫拉展开自身伦理塑造实践的可能,使她陷入了主体建构的困境。从知识-权力机制和主体自身伦理塑造的角度来对这三个主体身份的产生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这种困境和小说思想的理解。

碧莫拉婚外情深层探源

《家庭与世界》是泰戈尔最富争议的一部长篇小说。国内研究者大都将这部作品解读为反映"国货运动"的社会政治小说,将女主人公碧莫拉产生婚外情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环境的激变,而几乎忽略了这一形象作为女性个体的心理独特性。从女性心理角度对碧莫拉婚外情的解读,将有助于探讨泰戈尔作品的深层内涵。

瞿秋白论泰戈尔(一)

瞿秋白赞赏泰戈尔的“森林哲学”。在瞿秋白早期“爱”的哲学里,也可以说带有泰氏思想的某些影响,由于斗争情势的需要,瞿秋白与东方文化派论战之际,写成两篇专文批评泰氏作品和言论。本文着重论析他《太戈尔——过去的人》一文对泰氏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的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