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训》:从个人修养到民族文明

朱熹《家训》是一篇关于治家、修身、处世的家教经典文章。《家训》以朴实精辟的语言,提出了每一个人在家庭、社会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应尽的伦理道德责任和义务,其内容所包含的理性光芒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明和深厚文化底蕴,今天仍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从家训文献看晚明士大夫的治家认识——以方弘静《家训》为中心

传统中国家训能够反映作者对于家庭治理的认知,并可被细分为治理权威、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三个层次。在受制于传统社会家庭理想的同时,家训中的治家认识还会受到文本产出时代的影响。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相关认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身为士大夫一员的方弘静撰述了《家训》,目的就是训诫子弟,以服务于改变世风。在此驱动力之下,《家训》展现出大量与当时社会变迁相关的家庭治理情形。

以直报怨 以义解仇——从朱子《家训》看儒家对“仇”“怨”的态度及其启示

朱熹《家训》中,提出了"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的告诫。其中"仇"与"怨"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矛盾现象,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面。"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而与之对应的"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恚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与春秋公羊学、《礼记》的"大复仇"主张及以张载"仇必和而解"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比,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当今社会,朱熹的这一告诫仍有借鉴价值。

以直报怨 以义解仇——从朱子《家训》看儒家对“仇”“怨”的态度及其启示

朱熹的《家训》中提出"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其中"仇"与"怨"分属人际关系矛盾的两个不同层面。"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都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恚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与公羊春秋学与礼学的"大复仇"主张以及以张载"仇必和而解"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比,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当今社会,朱熹的这一告诫仍有借鉴价值。

家训

前段时间翻家谱，发现里面有几句家训：人前不露怯，远足不露财，内外当整洁，自奉须俭约。总觉得曾祖母就有这样的遗风，秉持了祖上的训条，日子再苦，命运再舛，也避免以悲苦之色示人。我想这既是一个世家的教备，也是一种人生训条。因此，我们家在给小辈起名时，也要求积极向上，家族中几个男儿，姓名中均有“强、刚、勇”等字眼。

家训:亲情的文化传承——以甘肃洮州包氏《家训韵语》为例

家训撰写者将自己及前辈先贤浓缩的人生经验用文字的形式传递给子嗣,是一种亲情的文化传承形式。以甘肃洮州包氏《家训韵语》十则为例,可以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和处世类。挖掘和解读其家训精神至今仍然有现实教育意义。

《颜氏家训·风操》“时以为笑”新说

《颜氏家训·风操》第34条:“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而旦于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乙子称其父已往。时以为笑。如此比例,触类慎之,不可陷于轻脱。”为何“时以为笑”,即乙子有何过失,遭时人嘲笑?这涉及对本段文字的准确理解。以往分析其笑点,有人认为在“误言‘其父’”,有人认为在“不明‘早晚’”,有人认为在“‘已往’犯讳”,等等。本文认为当在乙子不明“顾宅”为“返家”义,答非所问,故贻人笑柄。

重纽在汉语方言的反映——兼论《颜氏家训》所论“奇”、“祗”之别

龚煌城等曾经说明重纽三等来自上古。-rj-介音，而重纽四等则来自上古。-j-介音。本文举例说明重纽三四等在汉语方言里的遗迹。（1）广州话“一[jet]”，“乙[jyt]”不同音。“一”字重纽四等，上古音。jit；“乙”字重纽三等，上古音。rjit。中古以后，由于-r-的圆唇成分，容易使得后面的元音音圆唇化。（2）“椅（倚）”字重纽三等，上古音。〈rarx（〉中古喇邑），因而苏州、宁波等吴语“椅”字音[y]。（3）处衢方言玉山“骑”字（重纽三等）音[gy]，原因相同。《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祗之祗。”本文根据吴语的资料修正颜之推的说法。

家训

我家祖上是当地大户人家，生意通达，在上海也有铺子。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只余一间房、几个人。但我的曾祖母，衣裳总是清清爽爽的，头发总是梳得齐齐的，神态总是静静的，说话的时候．总是慢条斯理，不急也不躁。

家训

我家祖上是当地大户人家，生意通达．在上海也有铺子。后来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浮华被时代激流悉数带走．只余一间房、几个人。但是我的曾祖母，衣裳总是清清爽爽的，头发总是梳得齐齐的，神态总是静静的。说话的时候，总是慢条斯理，不急也不躁。

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

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训》中的一条记载,填补了《三字经》早期文献的空白。桂氏《家训》约成书于嘉定年间,《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至嘉定年间。桂氏《家训》的发现,使现知《三字经》的文献记载由明中叶一下子推进到了南宋中期,整整提前了近四百年,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王、区两说的立论基础,而且在客观上证明了宁波是现知《三字经》最早的流传地区,慈溪桂氏家族最早将《三字经》列为蒙学教材用以教育子弟。

《歧路灯》三类抄本之关系及成书考论

署名方式不同的三类《歧路灯》抄本,其自序、回目及回末诗等都有明显不同,正文文字也有大量异文,这些不同特点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演变关系。署有“题于新邑之东皋书舍”的105回本成书最早,署有“题于东皋麓树之阴时年七十有一”的各抄本,是在105回本基础上不断抄写演变而来,署名“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节碧圃老人题于东皋麓树之阴”的各抄本,是在105回本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家训谆言》与《歧路灯》小说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形式上看《家训谆言》的有无及置于正文之前或之后,与小说成书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成书最早的105回本中,有的抄本将《家训谆言》置于正文之前,有的不附《家训谆言》,将《家训谆言》附于小说正文之后的吕寸田评本、晚清抄本甲、崔耘青旧藏本及浙图本,并非《歧路灯》的原初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