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新簡《建武三年四月居延都尉吏奉例》與《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對讀解要:兼論漢代的“從史”

甲渠候官F22遺址出土簡牘時代接近,具有共同的制度和人事背景,在内容上存在關聯。《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中甲渠候粟君役使屬吏華商、周育的原因可在《建武三年四月居延都尉吏奉例》中找到答案。該册“予從史令田”和“財予從史田吏”指將公務系統的從史(或田吏)劃撥給職閒長吏供其驅使,以此作爲特殊時期解決長吏俸禄的權宜之計。從史是不署曹、主要從事差遣性工作的“史”。其在西漢至東漢前期普遍存在,占“卒史”“屬”“令史”“尉史”員額,領取俸禄,是國家官吏。但至西漢後期,已有爲長官個人服務的傾向。東漢初年,天下大亂,河西經濟形勢嚴峻,爲解決官吏俸禄,竇融實行“予從史令田”之制。華商、周育應即劃撥給甲渠候的“從史”。

西北汉简与两汉档案——从两份简册实例看汉代的档案管理

西北汉简中保存有大量汉代边塞文书档案。当时的基层组织如悬泉置、甲渠候官都设有文档室,并有相关收藏保存制度。令史、书佐等专门缮写和管理公文的基层吏员兼有档案管理的职责。西北汉简文书作为边塞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这些简牍实物,反映了汉代档案管理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档案卷宗形成、收藏、编目、分类管理以及日后利用的情况。《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等西北文书简牍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