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制度构建、实践路径与中国因应——从《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展开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我国对外国组织进行管理的权力和外国实体遵守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义务。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是这一规定的实现规则,有待落地实施。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理人就代理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对代理关系中的关键内容做出界定,并就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持续性提出要求。相关制度的执行总体具有较明确的法律指引,并设置了相应的违法惩处机制,该制度的执行在近年更趋主动化、严格化。该制度曾因对日本实体游说的执法效果不佳而有所加强,目前对于涉华实体的监管也日趋强硬,相关案例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参考域外立法经验建立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

我国《对外关系法》的内容体系及其实施探讨

“涉外法律”可以分为“涉外公法”“涉外经济法”与“涉外私法”。2023年6月28日通过并于同年7月1日生效的《对外关系法》属于“涉外公法”的范畴。该法共有六章四十五条,含总则、对外关系的职权、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对外关系的制度、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及附则。它意在申明中国的对外关系活动将严格按照法治轨道运行,促使涉外法律体系更为完备,更有利于开展涉外法治斗争和维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利益。针对该法的宣示性及高度抽象和概括性,在该法实施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加大相关研究,为立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实施打下基础;其次要协调好《对外关系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再次采取有效实施《对外关系法》的具体举措;最后要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对实施《对外关系法》的影响与作用。

《对外关系法》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30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我国法律文本首次明确条约与宪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以及真正在制定法规则体系中确立了“宪法至上”原则。根据《对外关系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确立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职权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使得审查对象的范围得到了拓展,更重要的是合宪性审查有了新的法律依据。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可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确定性标准。因此,《对外关系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注入了新活力,使得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在制定法规则体系中获得了最高的法律权威,有助于推动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

《对外关系法》中的国际条约规则评述——兼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方式

《对外关系法》重述了《宪法》《缔结条约程序法》关于条约缔结的规定,创新规定了善意履约原则、宪法至上原则、采取适当措施适用条约原则和公共秩序原则。善意履约的规定能够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担当,有助于条约在国内的实施和适用。然而,条约与国内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条约的适用则需要具体规则来实施。条约在我国有间接适用、直接适用和混合适用三种方式。从规避条约适用的风险角度,间接适用最为稳妥,但全部间接适用既不现实也不必要。直接适用虽包含四种模式,即条约直接适用模式、条约优先适用模式、条约与国内法选择适用模式、条约与国内法重叠适用模式,但核心依旧是条约直接适用模式。为化解条约直接适用风险,落实《对外关系法》关于“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的规定,中国应加强已签署公约的全流程管理,在低风险领域尤其民商事条约上规定条约直接适用模式;在高风险领域采取“一事一议”制度,同时建立案例库。

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全球治理观阐释

作为向世界充分展示新中国对外关系法治成果,实现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治体系系统集成的载体,中国《对外关系法》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于有着正确国际义利观的主权国家)贡献了一份国家调整对外关系的“示范法”。中国《对外关系法》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对我国的全球治理观予以明确表述,并且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参与全球治理确定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组成与权衡国际义利的考量要素。依据中国《对外关系法》,我国践行全球治理观需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致力于实现三大目标任务,响应体系改革的总体要求,具体落实五项重点建设任务,加强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配套与政治保障工作。

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明确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在海外被逮捕拘禁的我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其中如遇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国家,还需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之间双边领事条约实践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素材,同时,领事法的法典化发展又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提升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履约标准,为现代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提供了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指引。我国和多个国家之间缔结有双边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领事保护与协助供给了实践新做法,并推动领事保护的新发展。

美国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研究——兼论我国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则之完善

美国证券法体系分为联邦法与州法两部分,其中,联邦法既规定了美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诉讼的主要诉因,又构成了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一般规则的主体部分,而州法规定则是对上述一般规则的补充。此外,美国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依据主要体现于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和1987年《对外关系法重述》的相关规定及其实践。前者从对物管辖权、对人管辖权以及管辖权的限制问题三方面为美国法院的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实践提供依据;后者则是从国际法与冲突法的双重视角规定了涉外管辖权的合理性标准,并针对涉外证券诉讼管辖权进行了特别规定。美国在涉外证券民事管辖权领域的立法与实践,对我国相关规则的完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