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周氏兄弟与《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10号策划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鲁迅、周作人积极参与其中,联袂贡献了一批优秀的翻译文本。此时周氏兄弟强调“弱势民族”的概念,一方面延续了早年形成的文化趣味,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语境下建构民族主体身份认同的需要。二者选择翻译的文学作品常常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视野,将反抗殖民压迫的内容框架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互相结合。这一思路既否定了东西文明大同的迷思,承认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但同时又用人性的伦理维度来加以限制,高扬人之主体性自觉。周氏兄弟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是新文学家回应“后五四”时代文学困境与启蒙困局的文化实践,也是新文学主体走向历史纵深的典型表现。

20世纪初《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的句法异化特征

关于翻译对目的语语言的贡献,过往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通过翻译引进的词汇,而这种引进在语言转型时期最为突出。20世纪初的《小说月报》正是活跃于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现代汉语的转型时期。本研究对《小说月报》1921～1931年发表的400多篇翻译小说进行了语言调查,发现和外来词相比,译文带来的异化句法同样十分显著,这对现代汉语的生成和发展应该起到了重要作用。

《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与《小说月报》的关系梳理为切入口 ,对 192 1年《小说月报》的全面改革进行了重新思考。指出 :《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尽管有来自于新文化阵营的压力 ,但来自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商业改良需要 ,其实是导致《小说月报》改革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因而 ,《小说月报》的改革 ,与其说是一次“文学革命” ,是一种“断裂” ,还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商务印书馆特色的商业“拼合”。

作为一种言说策略的“译述”——1910-1920年《小说月报》翻译方式探讨

分析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为数众多的翻译小说的翻译方式,可以对清末民初的“译述”行为提出新的理解。“译述”的盛行是创作者(翻译者)、编辑与读者三方默契的产物,同时更说明中国传统的言说主体性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而这些因素,与商业考量和政治需求一起,共同塑造了“翻译”方式的实际表现形态。

论《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小说月报》(1910-1931)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之一,经历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生。本论文通过对《小说月报》前后期翻译文学的研究,从编辑动机、翻译语言和翻译文学主题三个方面,对翻译文学如何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生进行了论述。

清末民初翻译新剧与戏剧转型——以《小说月报》(1910-1920)为例

清末民初的新剧转型可从《小说月报》的翻译新剧中窥豹一斑。在演剧实践繁荣、翻译剧本匮乏的时代里,《小说月报》的翻译新剧一枝独秀。译剧在题材、艺术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的特点,译者们对剧本文学性和戏剧言语的重视、对戏剧理论的自发探讨,以及翻译新剧呈现出的小说戏剧同构、著译混淆的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戏剧转型的特征。

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的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

沈雁冰非常强调刊物的社会功能,追求刊物的启蒙性、思想性、时代性,他坚信刊物具有促进文学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

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

人们一般关注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而对1910年—1920年由恽铁樵和王蕴章主编的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很少有人提及。对1910年—1920年《小说月报》性质的定位,直接牵涉到我们对这份杂志在新文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仅仅因为恽铁樵和王蕴章涉嫌"鸳鸯蝴蝶派",就将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以"鸳鸯蝴蝶派"来界定和对待是太失偏颇的。从此期间《小说月报》所处的时代、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所刊载的作品的内容以及文体特征来考察,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新旧文学过渡时期,蕴含着传统向现代过渡因素的过渡性质的文学杂志。

1910—1920年《小说月报》作者群的文化心态

作为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1910—1920年《小说月报》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作者群。与民初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景观相对应,这一作者群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和组合。悲悼和伤感情怀、道德和伦理的徘徊、爱国情绪与忧患意识、自我反思与精神的放逐是这群乱世文人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

专职编辑,“业余”学者——从《小说月报》(1923-1927)看郑振铎研究范式的独特之处

郑振铎是20世纪最出色的编辑之一,他主编过的报刊达45种之多。[1]在接下《小说月报》主编前,他已成功编过《时事新报·学灯》和《文学周报》（后来改为《文学旬刊》）。1923年入主《小说月报》，他更注重打造其为新文学建设与旧文学研究并重的文学刊物。

现代文学期刊“塑造”作家方式的发生——从《小说月报》“塑造”冰心说起

现代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现代文学期刊的孕育,作家、文学与文学期刊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期刊运用什么方式来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从而推动自己刊物的发展,可以说是文学期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现代文学第一份纯文学刊物——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方式,可以发现,《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开创了五四以来作家、作品、读者(批评家)、文学期刊紧密结合的传统。而这样一把双刃剑的形成,为其后现代文学场域中出现的国家权力或市场权力渗透导致的"伤害"提供了资以借鉴的反思路径。

《小说月报》(1921—1931)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研究

《小说月报》是最早讨论中国文学改革方法的刊物之一,倡导“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儿童文学革新,鼓励新儿童文学创作,促使一批富有时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此衍生出极具特色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家群,同时也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出版实践和出版理念。本文梳理了1921—1931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并对作品特征、作者群和编辑出版实践活动进行分析,探究该刊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特色。

论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及其意义

1921年的改革作为一道分水岭将《小说月报》的历史划分成了两段。改革前后的《小说月报》尽管在期刊范式和对读者接受的重视方面有许多传承的地方。但是,由刊载内容、文体以及主体队伍所构成的巨大差异表明,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学时期,具有着截然不同的传媒特征。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进化的”与“民族的”——《小说月报》(1920-1923)的文学翻译

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沈雁冰大力主张译介域外文学以建设新文学。一方面,他将此举的合法性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将新文学建设纳入世界文学进化的链条中;另一方面,他的译介思路又体现出弱势文化情境中民族文学建设者试图迅速融入现代世界的焦虑与功利心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编者对译作的选择上,也使新文学翻译与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呈现出本质区别。

由《小说月报》看茅盾的作者意识

茅盾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茅盾的编辑实践活动,体现了他先进的作者意识。特别是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的过程中,一直贯彻作者编辑化、编辑作者化和读者作者化,这既是他主编期刊的重要举措,也是他主要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