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又一实践——评格林布拉特的新作《尘世间的莎士比亚》

传统学者指责格林布拉特在《尘世间的莎士比亚》中对原始证据进行无根据的断言、歪曲或曲解,但也有人认为该传记是格林布拉特对其理论的背叛,是回归传统。本文认为从整体上看,格林布拉特在该书中将其批评模式引入传记写作,再次实践了其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然而历史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平衡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尽管他在分析个别戏剧作品时暂且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原则搁置一边,接受了较传统的观点,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他放弃了其理论主张,转向传统的莎士比亚传记研究。

另一个莎士比亚？——评格林布莱特新作《尘世间的莎士比亚》

作为人类文学史上的丰碑，莎士比亚的地位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人们虔诚地研究他的作品，力图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他的历史。然而，一个既没有财产和社会关系，又没有大学学历，聪明但不经世故的斯特拉特福德青年到伦敦谋生，没几年就创作出一批传世之作，成为“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最伟大的剧作家，这始终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莎士比亚的文学价值

莎士比亚有众多的身份,比如剧作家、诗人、演员等,但作为文学家的身份是他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一面。就他的戏剧而言,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学价值,一直是学界不曾系统探讨的一个话题。莎士比亚作为文学家的价值是文学在历史的积淀中体现出来的,因为除他的诗歌以外,他的戏剧作品也具有文学性。这些主要体现在:(1)多姿多彩的文体;(2)丰富无比的主题;(3)超级大的词汇量和语言表现力;(4)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5)高山仰止的思想深度和智慧高度。这些因素构成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文学艺术大厦及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基于词频分布指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多维标度和聚类分析研究

本文通过对8个与词频分布有关的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揭示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5个汉译本的异同情况,并通过多维标度和聚类分析,发现没有一个译本能够和原文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但仍有3个译本和原文距离较近。本文通过客观数据分析表明,诗歌翻译难度较大,但是在某些量化指标上可以尽量接近原文,同时也印证了某些译本的定性评价。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深受喜爱,诸如屠岸、梁宗岱等诗人译者,甚至终其一生,致力于十四行诗的翻译。十四行诗的翻译涉及跨文化理解。在诗歌形式上,莎氏十四行诗有两种汉译形式,即古体诗和白话诗。虽然两种形式各有优劣,但整体而言,白话诗形式已成主要翻译趋势。在过去一世纪的时间里,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已经成功中国化,中国十四行诗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十四行诗作品的阅读与翻译,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其中,莎士比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梳理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史,包括阅读、翻译和改写等方面,并辅以具体例证,说明莎士比亚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成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资本论》之诠释学考察:从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互文谈起

在文学研究中,批评家们阐释马克思著作和莎士比亚作品互文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50多年。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引用莎士比亚经典的现象,仍然是一个被持续探讨的议题。通过悖论以及反转两个维度对《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进行哲学诠释重构,读者得以窥见莎士比亚经典所蕴藏的时代精神内涵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研习化用绝不只是出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单纯修辞学考虑,更重要的是,《资本论》与莎士比亚的视域融合内在地促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使文学彰显出来的真理性拓展到经济哲学的维度。

现代文明的悖论与出路——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思想对话

开启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在现代文明研究问题域中的思想对话,不仅有助于把握两者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有助于透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社会现实。面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以来资本力量的不断崛起,莎士比亚诉诸一种近似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德性观,通过《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等戏剧的情节走向展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忧思关切;而马克思则在大量汲取莎剧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依凭科学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外部表征揭示出现代文明的矛盾悖论。尽管莎士比亚敏锐觉察到现代文明中存在诸多困境与悖谬,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超越途径;而马克思则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骄傲的英国自耕农”“父亲的鬼魂(老田鼠)”等预示性形象,使莎士比亚塑造的文学典型展现出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向度。

为莎士比亚跨文化研究开辟新路--评黄诗芸《莎士比亚与东亚》

黄诗芸的专著《莎士比亚与东亚》从形式、政治、接受和离散四个角度探讨了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四国的莎士比亚舞台和电影改编。该书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的研究莎士比亚与东亚的专论,为日益丰富的东亚色彩的莎士比亚剧场和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案例和指导,拓宽了莎士比亚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评苏福忠《朱莎合璧》,兼论莎士比亚译本研究

苏福忠的《朱莎合璧》以翔实的案例和详细的分析证明,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是迄今所有莎剧中译本中最为准确、流畅和文雅的。该书是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重要素材,也是一部经典文学评论集,还是一部莎士比亚接受史,从中可以一窥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体现了我国莎士比亚译本研究的发展。

戏剧人莎士比亚--罗伯特·科恩《莎士比亚论戏剧》评述

在其专著《莎士比亚论戏剧:对其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考察》中,罗伯特·科恩另辟蹊径,通过莎士比亚的生平突出了其除剧作家之外的演员、导演、剧场经营者身份,指出莎士比亚从小就由于家庭原因和个人爱好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兴起的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先成为一名演员,随后写戏、导戏、经营剧团和剧场。实际上,他在作品中不断提及演员、舞台和观众。联系莎士比亚的剧本表述进行深入分析,科恩认为,莎士比亚不单是剧作家,更是罕见、杰出的“戏剧人”。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瘟疫书写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瘟疫书写,向世人展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瘟疫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展示出作家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及其作为戏剧大师的才华。在把握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瘟疫书写研究切入点基础之上,深层次分析了其揭露现实、主体疗愈、以丑为美的审美价值,和追求理性、挣脱英雄主义光环的文化价值。最后从善用隐喻、“无我”投入的美学表达及尊重科学、返璞归真的人道哲学两大维度,研究了莎士比亚戏剧瘟疫书写的借鉴价值。

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货币、商品与国家安全

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货币与商品价值摇摆于内外价值之间,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价值日益呈现出外在转向之态势。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海伦和克瑞西达正如商品化了的金银货币,剧中人物对她们的价值辩论与早期现代英国的货币价值论争基本呼应,其价值在自身内在价值和王室主观判断之间摆动,显现出一种基于商品稀缺性抑或供求关系的市场价值转向。然而,特洛伊人罔顾人的内在价值,始终依靠市场逻辑定义人际价值,夸大海伦价值让两国陷入消耗巨大的战争之中,对国家安全与政治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映射出莎士比亚时代的市场价值焦虑。

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为例

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背景下,英语语言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因此,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对于提高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以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哈姆雷特》为例,深入探讨译者在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首先研究对话语互动与重译进行概念界定,并对译者主体性的多维度进行分析。然后研究通过选材、解读与建构,对傅光明翻译《哈姆雷特》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探析。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在选材上对原著语言表达和修辞手法的准确把握和巧妙运用,体现了傅光明的语言修养和文学造诣,展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在解读层面,傅译本准确地传递了原著中的氛围和情感,在原著与译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建构层面,傅译的《哈姆雷特》融入了译者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意识,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积极作用。

虚拟道具的象征意义研究——以莎士比亚《麦克白》为例

虚拟道具是指没有实在形体,但能够通过激发观众的联想、想象等方式,表达角色的内心和主题的深层含义的道具。本文分析了《麦克白》中的三种虚拟道具:匕首、班柯的鬼魂和移动的森林,它们分别象征麦克白的罪恶欲念、嫉妒和恐惧以及女巫的蛊惑和预言。本文认为,使用虚拟道具是一种富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其可以强化戏剧的氛围和张力,深化戏剧的思想内涵,让观众在想象中体验戏剧的魅力。

跨文化视角下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论略

本文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在跨文化背景下的改编策略。鉴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世界文学价值,跨文化改编不仅强化了作品的文化传递作用,还满足了现代受众的审美需求。研究指出,语言风格的差异、戏剧结构的转换及文化语境的隔阂是改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具体策略,包括语言风格的当代化、戏剧结构的重构以及文化语境的互文处理,旨在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当代改编提供理论指导。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疾病隐喻:主题、类型与功能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疾病隐喻作为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承载着深刻的主题意蕴和丰富的文化价值。本文基于莎士比亚十篇戏剧,探讨了其中疾病隐喻的主题、类型及功能。主题上,疾病隐喻分为身体与政治的不洁、精神与道德的病态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紊乱;类型上,疾病隐喻主要通过概念和一次性隐喻呈现。功能上,疾病隐喻发挥认知、情感和人际功能。本文揭示了语言如何通过隐喻反映塑造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不仅拓展了对疾病隐喻作为认知工具的理解,也提供了理解经典文献语言使用的新视角。

贝多芬式莎士比亚悲剧:透过奏鸣曲理论解析《科里奥兰序曲》

贝多芬与莎士比亚的相遇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当时德国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狂飙突进”的文学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将莎士比亚视为“天才”,自此,莎剧成为众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灵感源泉。贝多芬共创作了五部以莎剧为背景的作品,《科里奥兰序曲》是其中的唯一一部管弦乐作品。该序曲以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罗马史诗悲剧《科里奥兰纳斯》为叙事基础,再现了英雄科里奥兰纳斯与其母亲的冲突与最后的自我破灭。本文采用赫珀科斯基和达西的《奏鸣曲理论》观点,来探究贝多芬是如何通过奏鸣曲曲式结构表现这两种戏剧性内容的。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在第一章里论述了莎士比亚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情况,继而揭示了贝多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与莎士比亚产生联系的。接下来,在第二章中,通过对莎剧原作的整理与迄今为止对《科里奥兰序曲》的重要讨论,建立起对这部序曲的基本理解。最后,本文将运用《奏鸣曲理论》,分析贝多芬在《科里奥兰序曲》中使用了怎样的创作手法,最终总结出贝多芬是如何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元素转化为具有奏鸣曲曲式结构的悲剧故事的。

对莎士比亚作品中“梦”的分析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梦”这一主题屡见不鲜,不仅在《仲夏夜之梦》《暴风雨》《哈姆雷特》等多部剧作中有所体现,而且其出现频率极高。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莎士比亚本人对“梦”主题的偏爱,同时也与当时社会的集体愿景紧密相连。本文将以“梦”作为切入点,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分析,从地域特点、文学手法以及心理学等多个维度,深入探究莎士比亚作品所蕴含的现世价值。

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新文学史的“权力”省思——以《吟边燕语·序》为中心

林纾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小说一直是新文学史上的“定论”,直到日本当代学者樽本照雄考证出林译《雷差得纪》等几部历史剧故事的英文原本,才使真相水落石出,昔日“定论”变为“冤案”。“冤案”起点为《吟边燕语·序》,它虽以“笔记”“莎诗之记事”明示底本文体,但在民初新旧文学论战的紧张气氛中,这些关键线索受到忽视,该序包含的学术信息没能得到完全释放,它因此成为一篇未被充分解读的文献。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事件,再次表明新史料在文学研究及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发研究者省思新文学史的“权力”和需要面对的“重写”挑战。而对“旧文学”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在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弥补新文学话语一直以来单方面叙述的不足,进而完成对“旧文学”的充分解读。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

存在主义哲学起源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成为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作为非理性哲学的代表,存在主义观点在文学、美术、音乐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存在主义也是一种适合以自由艺术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因此,20世纪大量的戏剧与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蕴含存在主义的观点,透过存在主义的视点便能把握其主旨。这一观点也反映在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一些戏剧中,这些戏剧在戏剧冲突和情节的设计中隐含地思考了经典的存在主义哲学问题,如存在以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以存在主义作为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的存在主义理论观点,通过对莎士比亚具体剧目的深入研究,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