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尚書》學著述考論——兼論其學術史意義

戴震《尚書》學研究貫穿其學術的前後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前是其学术研究前期,主要著作有《尚書今文古文考》、《經考》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後是其學術研究的後期,代表作爲《尚書義考》,其成書最早不過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尚書今文古文考》簡明扼要地勾勒出漢代《尚書》今古文源流;《尚書義考》雖未成書,但其義例之謹嚴,當爲世人所重。戴震的學術研究遵循“以聲音求文字,由文字求訓詁,以訓詁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求義理”的學術路徑,並貫徹“以詞通道”的研經原則,垂範後世。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尚书》研究方法革新作为中华礼法研究根基新论——《尚书》学方法更新兼及舜邦礼法架构初探

中华礼法研究对于《尚书》学的依赖迄今未能导出宏观规范说,以致帝舜邦畿政治构造不清,礼法问题的结构价值因而不明。其根源是学界不曾自省《尚书》学方法欠妥。讨论揭示,此等欠缺导致两个链式问题:一是没有夯实虞史传《虞书》的语言可靠性基础,亦即尧舜时代语言哲学基础不明。二是此等欠缺催生宋明清学人的孔传《尚书》怀疑情结。讨论亦揭示,伯夷由于职分特点能够以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记述尧舜业绩,而其全知叙事视角的基础是舜帝设定的语言哲学,其核心是古文时态观。基于此重大发现,且在兼顾孔子理《书》视角的前提下,舜邦的政治构造得以揭示,从而为中华体系礼法研究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日本江户时代的《尚书》学研究

江户时代,是日本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日本全民学习中国儒家经典的时代。《尚书》作为六经之一,自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青睐。他们以中国学术为依据,对《尚书》展开了详细深入的研究。朱子学派重视天理、忠君与五行学说,古学派提倡尊古、实践与人情,而后期的怀德堂派、阳明学派、折中学派与考证学派则一举将《尚书》学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些学术流派同时将目光汇聚在此经之上,正体现了《尚书》之魅力,非同凡响。

朱熹《尚书》学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对伪《古文尚书》提出有价值的考辨意见 ,这对后世的《尚书》辨伪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又推重《古文尚书·大禹谟》 ,对伪古文既疑且用 ,丰富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 ,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茶山《尚书》学研究——阎毛之争的评议

清初阎若璩和毛奇龄《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当时和其后的几乎所有硕学鸿儒都卷入了这场著名的学术论争。朝鲜李朝学术界对阎毛论争也作出持续不断的积极回应,丁若镛的《梅氏书平》是其代表作。丁氏《尚书》学具有"平实"特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发凡条例,纲目分明;穷究字词形变,探索辨伪新法;辨析同形异义,分解深层结构。丁氏《尚书》学既与乾嘉诸儒相通,也与乾嘉学术在研治旨趣和研究目的方面有别。丁氏《尚书》学在整个《尚书》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尚书》学文献及其特点

宋代《尚书》学文献繁富,约有500种,颇具特色:⑴经学变古之风兴盛,疑辨之作兴起并盛行;⑵以义理解《尚书》,义理之作占宋代《尚书》学文献绝大多数;⑶为帝王讲《书》之作较多;⑷汇集众说的集结之作大量出现;⑸以图谱解《书》流行;⑹《禹贡》、《洪范》等单篇研究如火如荼;⑺南宋著述多于北宋;⑻宋代《尚书》学文献虽多,但保存下来的很少,绝大部分已亡佚。

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尚书》学研究

黄式三的《尚书启幪》总结了前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以简易的形式将其呈现给学者。黄以周的《尚书讲义》接受前代学者的辩伪成果,并作了重要的发展。他们治《尚书》,讲求小学以通训诂,讲求礼学以通滞难,推求经例以贯穿全经,重视会通以证经说,讲求大恉以提纲挈领。他们的《尚书》学研究觅得正解,简易便学,明辨正误,触类旁通,是上乘之作。

孔氏家族对《尚书》学的卓越贡献

据史书记载,孔氏家族的始祖孔子曾对古代优秀文献《尚书》进行编纂,并为每篇作《序》,概述其写作的原委和宗旨。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安国,于秦火之后对《尚书》进行抢救,并为之作训注文字和考证史实的《传》。孔安国之后,孔氏家族许多学者坚持对《尚书》及《传》进行搜集、整理和修订。至魏晋之际,包括今文三十三篇和古文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完整的孔传《尚书》,已经问世流行。孔氏家族对《尚书》学贡献卓著,在历史上应该写下浓重的一笔。可是自宋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许多学者对孔氏家族在《尚书》学方面的卓越贡献,进行歪曲、抹杀和诋毁。今天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揭露疑古思潮的危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孔氏家族对《尚书》学贡献的业绩,大白于天下。

东汉弘农杨氏《尚书》学发微

弘农杨氏是汉代历史上少有的显赫家族,不仅在政治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曾四世三公,而且累世传授《尚书》欧阳学,广收门徒,隐以教授。杨氏《尚书》学渊源复杂,与司马迁《尚书》学、西汉《尚书》欧阳学、东汉桓氏《尚书》学有关。杨氏《尚书》学凸显了东汉今文《尚书》学派为政所用学风和谶纬化特色,在汉代《尚书》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杨氏亦兼通《易》学等,其学体现了东汉学者由专到通的特色。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略论龚道耕先生的《尚书》学研究

在近代蜀学的发展历程中,龚道耕先生可谓是一位学问渊博、勤于著述、学贯四部的蜀学大家。其平生所著论著概有140余种,自《仓》《雅》《说文》、音韵、训诂,以及经注、经疏,辑遗校勘,无不涉猎。其学又不拘家法,汉宋兼主,今古并治,左右采获,卓然成一大学宗。故友人庞俊(庞石帚)曾评论说:“尝著论明经学流变,秩如有条,视皮鹿门《经学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也。”①又其有关经学问题诸论,出入汉宋,留意今古,故能升堂入奥,识其优劣,评长论短,多中肯綮,实可与廖平以“分别今古”“托古改制”为特征的学术体系洽成一互补局面,从而构成了近代蜀学的完整概念。

一部深化《尚书》学研究体系的新著——评马士远教授《周秦〈尚书〉学研究》

与近百年来流传的一些以《尚书》学为题的通论性著作和以《尚书》真伪之辩为话题的专书相比，马士远教授新出的《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开拓性之书。作者在对《尚书》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宏观梳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尚书》学研究的困境加以反思，

关于西方《尚书》学研究新动向的思考——由《中国政治哲学之源:〈尚书〉编纂及其思想研究》谈起

《中国政治哲学之源:〈尚书〉编纂及其思想研究》的出版显示出西方汉学界《尚书》学研究新变化,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结论认识上,都是对中西传统《尚书》学的"双反动"。文集论文注重多学科综合(multiple disciplinary)分析,有知识史的视角(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试图重新认识《尚书》及其所含篇章的文本性质和文本结构,方法和思路颇有创新。因其尚处尝试阶段,问题不少。仔细分析这一动向,剖判其优长与不足,可以帮助我们择善而习,又能避免盲从。《尚书》文本演变的诸多现象及其所关涉到的传统变革、文化转向、政治形态、学派意图等更深层的问题,将是《尚书》学研究的新方向。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日本中世时代《尚书》学——以清原家的经学为考察中心

日本在中世时代,除了清原家以外,研读《尚书》的人并不多。清原家世袭朝廷内明经博士的地位代代在公立大学内教经学,而且只在家内继承《尚书》点本,"点本"是附加训点的钞本。清原家对点本附加的训点表示他们对《尚书》的诠释长期在中国古注的影响下,而"抄物"即经书讲义的草稿则表示他们的诠释逐渐受到中国新注的影响。清原家《尚书》点本的文本渊源很久,对此加以详细的分析就可以了解附加训点和校语的文本接近六朝唐初的隶古定《尚书》,富有校勘价值。

论从理学到朴学转型期的清初《尚书》学

清初的学术转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学术方向的转变,朴学逐渐压倒理学;一是学术理路的转变,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清王朝把《蔡传》定为官学,实际上促进了其在学术界地位的下降。驳《蔡传》及兼采汉宋《尚书》学成为一时之风气。阎若璩所处的康熙时代,成为《尚书》学史上的宋学与清学的交接时期。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