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氏家学在古文《尚书传》形成中的作用

作为孔子后裔的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得到孔壁古文《尚书》后,缀合文字,划断篇目,使得他与古文《尚书》有了不解之缘。汉代《尚书》三家之学均出自倪宽,而倪宽受业于孔安国,所以今文《尚书》又与孔安国有牵连。古文《尚书》主要通过师承和家学两种途径得以广泛流传。古文《尚书注》(《孔注》)和古文《尚书传》(《孔传》)的形成,是古文《尚书》在魏晋时期的重要发展。现在我们无法断定《孔注》和《孔传》的著者,从史料可见这一时期孔氏家人对《孔注》和《孔传》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

《尚书大传》是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征引较多的一种文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孔氏对此书的征引使用了很多异名,引起诸多混乱,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后人对《毛诗正义》的正确阅读和理解。通过分类归纳孔氏所引《尚书大传》12种异名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对因此引起的混乱进行梳理和纠正。

伪《古文尚书》与伪孔安国《尚书传》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感到这是炒冷饭，没有新的内容，但旧病复发了，只有按照旧方用药，冷饭炒热了，同样可以疗饥。这个想法产生了一点勇气，使执笔的手可以写下去。

讀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偶記

《汉书·艺文志》在《尚书》《经》二十九卷下着录《传》四十一篇，后世学者多以为即伏生之《尚书大传》。黄开国说：

《尚书孔氏传》序考辨

托名为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自宋代以来,对其真伪的考辨不绝于缕。通过文献对照,从历史学、文字学、语言风格、常理判断等多重角度,对孔氏《尚书序》进行考辨,可断定其作者绝非孔氏。由文中“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少昊列五帝”“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考察此类叙述当出现于汉代孔氏之后,部分叙述融合了后世学者的相关论述;“科斗文”的叙述与西汉史实不相吻合,此名词出现于汉代后期,盛行于魏晋时代,孔氏作者的身份令人质疑;“隶古定”“训传”“开设”“敷畅”等词语当出现在西汉以后;序文辞、语气不类西汉文风;序与传作者亦可能非出自一人之手,对照汉魏石经的《尚书》与马、郑、王注等,作序者有巧言饰伪之嫌。

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底本來源及成書考實

盧見曾所刊《雅雨堂叢書》本《尚書大傳》是《尚書大傳》諸本中在清代流傳最廣、影響最著者。作爲此書主體之前四卷,據盧氏序言是得自"吴中藏書家"之舊本,後附《補遺》《續補遺》《考異》三卷則是盧文弨等補輯校訂之文。《四庫全書總目》對比孫之騄本《尚書大傳》及《永樂大典》本《洪範政鑒》引《尚書大傳》文,認爲此書底本是一殘缺宋本,後人多依從之。亦有學者懷疑其所謂舊本實爲後人輯本,甚至輯佚者即是惠棟或盧文弨,卻一直缺乏實據。本文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惠棟紅豆齋抄本《尚書大傳》、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惠定宇手定"《尚書大傳》稿本、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加以對比,不僅確證了所謂"吴中藏書家"舊本即是惠棟紅豆齋抄本,更確定了此不注出處之舊本原爲惠棟辛苦輯佚,而在具體成書過程中似有意删去了《補遺》之外的前四卷各條出處及相應異文,以輯本充舊本、原本,導致四庫館臣誤信其爲宋本,亦由此引發了有關雅雨堂本《尚書大傳》文獻來源方面的一系列争議。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尚書大傳》平議

《尚書大傳》是伏生解説《今文尚書》的專著,大約亡佚於元、明時期。今本雖爲清儒的輯佚本,但仍然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與史料價值。通過對今本《尚書大傳》的研究,作者發現就思想内容而言,此書充分表達了以孔孟爲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這些思想與伏生所傳的二十八篇《今文尚書》的思想不甚吻合,而與孔安國所傳的二十五篇《古文尚書》的思想頗爲吻合。作者認爲這两部《尚書》在先秦應爲同一部書。伏生所傳的二十八篇《今文尚書》並非“壁藏”的殘本,而是伏生的選編本。《尚書大傳》在《尚書》學史上不僅具有開創之功,而且也是解决《尚書》流傳過程中諸多疑難問題的重要依據。

汉代“采诗”诸说的古史承传、话语来源与文本再建

“采诗”文本联系着多种古史制度，并体现了历史书写在追忆与重建之间的特点。汉代“采诗”叙述与先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具有渊源关系，“瞽献曲”“瞽为诗”“陈诗”“求诗”等说法实质相近，构成话语集群。汉代采诗说均被置于古史制度的描述框架中，作为已失去的理想治政模式出现，同时又存在来自现实政治环境的书写动机。先秦谏净制度叙述中的“采诗”在汉代的失语，与瞽蒙乐官在政治中的退位，中央集权与历史上可能存在过的上下皆谏的制度之间形成的深层对抗皆有关系。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书〉经表》补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统计《左传》引《书》有很多的疏漏。详细了解《左传》引《书》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左传》、深入理解《左传》的思想内涵。

鄭玄經學體系中的《洪範五行傳》注

鄭玄《洪範五行傳》注通過考求異文、易字增字爲訓等訓釋方法,以及對五宫星官、“六天説”等讖緯、數術知識的適度援引,爲《洪範五行傳》建構起“失政—神怒—變異”的致災機制和“改政—共禦—神不怒—銷禍”的禳救機制,體現出“結構取義”的解經思路。同時,鄭注在充分依托《傳》文自身結構的基礎上,大量援引“六藝”經傳,强化了《洪範五行傳》與“六藝”經傳之間的知識關聯。鄭玄對《五行傳》的闡釋雖多有迂曲,但整體上可謂精巧細密,極大提升了漢代《洪範》五行學的系統化和經學化水平。

《尚书大传》古乐叙述的历史内核与观念价值

《尚书大传》作为《尚书》的首部经说,十分重视古礼、古乐的传述,尤以古乐叙述最为丰富且独特,更因有些内容不见于《尚书》和先秦其他经书、子书而具有特殊的古史文献价值。巡狩贡乐、陈诗观风、迎时气之乐是其所述古乐较具价值的部分,它们既有口传历史和逸《礼》的来源,也有伏氏一派在古史描述中吸纳的儒家礼乐观念和制度设计,同时还包括伏生学派所在齐地文化的影响。朴素的自然认知、古老的祭祀观念以及理性的政治文明,形成其古乐叙述不同文化形态相混融的特点。礼乐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尚书大传》中的古乐叙述,可以帮助我们寻绎早期国家礼乐文明的影迹,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和特征。

《尚书大传》称名考

《尚书大传》是西汉初期伏生学派说释《尚书》的记录。关于其称名,汉代的文献记载、书目著录以及称引用名等共同说明,该书初名"传",而非"大传"。根据早期用例的出现时间可以推知:东汉之初,"尚书大传"名始出。这个问题的厘清,对于经学、训诂学、古籍整理等领域的研究不无裨益。

《周礼》“巫恒”补释

《周礼·春官·司巫》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烖,则帅巫而造巫恒。＂其中,＂巫恒＂一词历来注解众多,有注者释＂巫恒＂为巫觋聚会的固定场所,有的则认为＂巫恒＂是人名,还有的训释为先巫之故事。从单个词语的训释与整体句意的理解来看,前贤们对＂巫恒＂一词的训释都有一定的道理。

版本学探源

版本学是研究版本源流以及版本鉴定规律的科学。所谓“版本源流”有广狭二义,从广义上讲,版本源流是指图书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从狭义上讲,版本源流是指同书异本的演变源流(即版本系统)。所谓“版本鉴定”,包括鉴定版本的方法、善本的选择等内容。版本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到底“古老”到什么时候?论者聚讼纷纭,或曰宋代、或曰汉代、或曰先秦。下面就来谈谈我的一孔之见。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古越裳考

在中国诸多古籍中,首见“越裳”事迹者当推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魏国史官之手的《竹书纪年》,其称:“(周成王十年),越裳氏来朝。”但因该书在南宋以后亡佚,明嘉靖年间又出范钦伪撰之《今本竹书纪年》,使其可信性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始撰于西汉伏生(胜)的《尚书大传》中有关“越裳”的记载反而成了人们常引论的史料。《尚书大传》称:“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叶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几充箱,民得而上诸成王。

“臣妾”的滥用

臣妾，作为名词，古来称地位低贱者，《尚书传》说：“役人贱者，男日臣，女日妾。”《周礼注》也说：“臣妾，男女贫贱之称。”《战国策·秦四》：“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注云：“男为人臣，女为人妾。”“臣”在甲骨文中是一个竖着的眼睛，

“臣妾”一词遭滥用

开电视机，只要有古装剧，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直到雍正乾隆，在他们驾前，总有一千珠光宝气、浓妆艳抹的女子，飘飘万福，自称臣妾。 臣妾，作为名词，古来称地位低贱者，《尚书传》说：“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周礼注》也说：“臣妾，男女贫贱之称。”所以也以“臣妾”指臣服者、被统治者。

同一简体字对应的不同繁体字的正确使用——以明万历朝年号书写的正谬考为例

自从简体字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之后,人们对繁体字的字形、字义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越来越陌生,也使得不少青年编辑在古汉语相关编辑过程中,在编辑和运用繁体字时发生较大的偏差。随着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交流的日益广泛,而且在古籍文献的出版工作都会接触大量的繁体字,如何把握同一简体字对应的不同繁体字的正确使用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