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朱升《尚书旁注》版本研究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明代朱升《尚书旁注》二卷、《尚书傍注》二卷,二者书名不同,但为同一部书。《四库全书总目·书类存目》著录明朱升《尚书旁注》六卷,与台湾地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五年刻本实为一书,书名当题为《书经旁注》六卷。国图藏《尚书旁注》二卷,明代藏书志不载撰人,清人丁丙、王重民未能就撰者问题予以解决,在现有文献资料前提下,《尚书旁注》二卷的著者不当定为明代朱升,还需进一步考证。“旁注”“旁训”这一注释古籍的方式,与元末明初科举制度有关,在元代已经产生,《四库全书总目》与《援鹑堂笔记》所谓始于明初朱升的说法值得商榷。“旁训”因注解简明,诵读方便,对明清时期的文献版刻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碧琳琅丛书》本《金氏尚书注》十二卷伪作补考

金履祥为宋季元初之大学者,其学师事王柏,为朱熹嫡脉四传。其经学、史学、考证之学皆有极深造诣。金氏经学以《尚书》为大宗,其《资治通鉴前编》即据《尚书》为架构所成之代表性巨著。金氏《尚书》学说之专著,传于今者盖有二焉:《尚书注》十二卷,其一也;《尚书表注》二卷,其二也。《尚书表注》一书乃金氏晚岁定说,绝无可疑;至于《尚书注》十二卷,《经义考》引张云章序文,谓此书乃仁山早岁所为章释句解之《尚书》注,晚后掇其要而为《表注》。后之传是篇者,类皆沿此论述。然其说无所凭据,可疑之甚。本人尝著《金履祥〈尚书注〉十二卷考异》一文,以《尚书注》十二卷(据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对比金氏《尚书表注》、《资治通鉴前编》,以及《仁山集》中论及《尚书》事之文,已经确证金履祥《尚书注》,实乃后之伪作者拼凑掇辑金氏《资治通鉴前编》中所述《尚书》学说而成之伪作,借金氏少作之名以售其欺蒙之计。2011年,台湾有许育龙君据本人研究之启发,并得悉号称金氏《尚书注》十二卷者,尚有方功惠《碧琳琅馆丛书》本之《尚书金氏注》十二卷,而此本与《十万卷楼丛书》本内容差异极大。进而考得《碧琳琅本》亦为伪作,乃据元朝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为底本,外加与金氏相关文献材料,前后拼凑为序跋,鱼目以售其欺。许君以所得撰《〈碧琳琅馆丛书〉本〈金氏尚书注〉著者考疑》一文,既刊登矣。其结论谓此书当是清代中叶之后人所伪作。许君所考论,徇可信矣,然其中尚有多项关键材料未能厘清。本论文即进为之补考,并推论伪作嫌疑者之可能。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金履祥《尚書注》十二卷考異

金履祥乃宋末元初之經學、理學大家,師事王柏,爲朱熹四傳嫡脈。其學術取向由義理轉向考據,乃宋學轉入清學之重要關樞。金氏經學以《尚書》爲大宗,其《資治通鑑前編》之巨著即爲代表。其《尚書》學專著之傳於今者有二:一爲《尚書注》十二卷,另一乃《尚書表注》二卷。《經義考》引張雲章序文謂《尚書注》十二卷乃仁山早歲所章釋句解之《尚書》注,晚後掇其要而爲《表注》。然其説無所憑據,可疑之甚,亟需有所考辨。今以《尚書注》十二卷對比《尚書表注》、《資治通鑑前編》,以及《仁山集》中論及《尚書》事之文,可確證金履祥《尚書注》實乃後人拼湊掇輯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中所引用、申論《尚書》之學説而成之僞作,雖所據論説材料皆出於金氏之説,然不可以之等同於金氏少時所作《尚書注》,亦不應據此以爲金氏《尚書》學之正論也。

《尚书表注》版本研究

本文从目录著录、版本调研、现代书籍出版的角度入手,通过梳理金履祥《尚书表注》(以下简称《表注》)的版本源流系统,调查其书的传世本,确定其流传情况和与现代版本的关系。经过梳理发现《表注》存藏情况基本如《中国古籍总目》所录,历代目录所著录的《表注》十二卷本,应该是古人的误解,《表注》应该仅有一卷本、二卷本和四卷本。此外,20世纪《表注》的出版主要使用影印方式,而21世纪后主要使用点校整理方式。

(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考辨三篇

清代(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著录典籍《尚书注》无卷数,存于卷百八十三经部(书类);《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存于卷百八十四史部(正史类);《元包》五卷,存于卷百八十五子部(数术类)。笔者采用目录学、校勘学等方法,从书目卷数、提要内容、作者时代、归属类别等方面出发对这三部典籍进行考辨,校正讹误,考证源流,在与其他目录著作对校的过程中进行梳理,力图有所补正。

论孔氏家学在古文《尚书传》形成中的作用

作为孔子后裔的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得到孔壁古文《尚书》后,缀合文字,划断篇目,使得他与古文《尚书》有了不解之缘。汉代《尚书》三家之学均出自倪宽,而倪宽受业于孔安国,所以今文《尚书》又与孔安国有牵连。古文《尚书》主要通过师承和家学两种途径得以广泛流传。古文《尚书注》(《孔注》)和古文《尚书传》(《孔传》)的形成,是古文《尚书》在魏晋时期的重要发展。现在我们无法断定《孔注》和《孔传》的著者,从史料可见这一时期孔氏家人对《孔注》和《孔传》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勘误

清人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所得独多。然受人力、文献资料等限制,马国翰辑本也有讹脱衍倒及别本异文未作辨析等校勘问题,今人在学习利用时,不可不察。通过排比诸本、比勘同异可知,马国翰辑本共有52例需要作文字方面的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