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西大学藏南宋末年《尚书注疏》刻本述论

[目的/意义]日本关西大学藏南宋末年刻本《尚书注疏》,是《尚书》文献重要的版本之一,本文重点分析关西本的校改问题。[方法/过程]将关西本与现存其它《尚书》注疏版本比较。[结果/结论]指出关西本在创新版本形式的同时,改正了部分错讹,文本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其校改具有随机性,没有根据宋刻善本通校。

试论张钧衡《尚书注疏校勘记》的价值及存在问题

张钧衡《尚书注疏校勘记》系以永乐本对校阮本而成。我们逐条检对阮元《校勘记》可以发现,张钧衡《校勘记》参考了阮元《校勘记》,也校出了更多阮元未校出的错误。尽管张钧衡《校勘记》存在抽校、漏校、误断等问题,但其所列的每一条校记,对于认识阮本的校勘质量和使用阮元《校勘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有开拓意义的新成果,在《尚书注疏》校勘史上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明永樂本《尚書註疏》跋

《尚书注疏》二十卷，“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初刻本。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上鱼尾下刻“尚书疏卷第几”。钤“张鈎衡印”等印记。即《择是居丛书》影刻之底本。张钧衡跋云：“今得天一阁藏八行本，与《礼记》行款同，宋椠宋印，字大悦目，即行覆刻，以贻後学。”张氏所谓《礼记》指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礼记正义》。

日本东京大学藏《尚书注疏》考论

日本东京大学藏《尚书注疏》二十卷古本,前后无序跋,亦无牌记等刊刻信息。但从板式、避讳字和刻工姓名等方面综合判断,该藏本属于明嘉靖李元阳闽中刻本。该本由江浙流传到辽东,最后流失到日本。李元阳本上承元“十行本”,并刊正元刻本不少错误;它又是明嘉靖后多种传世本的底本、参校本,在经籍版本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元阳刻本保留了大量的俗字、异体字,对今人研究历代俗字、异体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照经籍刊刻史实可知,有些学者的观点看法不合史实。李元阳本也存在形误衍脱等刊刻问题。

永樂本《尚書注疏》底本辨正

學界近年來關注的永樂本《尚書注疏》,其底本並非是此前認爲的元刊元印十行本,而是元十行本明初印本。元十行本明初印本存在若干補版,新增若干訛誤,部分版片印刷時又存在筆畫脱落的情況,皆爲永樂本《尚書注疏》繼承。本文在考證永樂本《尚書注疏》底本印刷年代的基礎上,可以證實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的版片在明洪武、永樂時期,就已經進行了兩次補版。

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

清代嘉庆年间阮元南昌刻《尚书注疏》校勘记中提到“岳本”多条，其中38条为“毛本”之误。本文为之辨正，以供参考。阮元南昌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为清代嘉庆以来最受重视的《十三经注疏》版本。这个本子受重视的原因，一是底本为十行本（号称宋椠，实为元刊明修），二是在刊刻时作了部分校改和用字的规范工作，三是附有校勘记。

《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诠释动因、体例与方法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代表乾嘉时期尚书学研究水平的总结性著作。孙氏注疏《尚书》主要基于时代需要,江声、王鸣盛、段玉裁三家《尚书》研究尚存不足及其自身对《尚书》的浓厚兴趣与长期积累。该书采取自注自疏的诠释体例,运用网罗旧说、选择旧说、突破旧说、重组旧说的诠释方法,兼疏今古文,注取五家三科之说,疏取先秦诸子唐前旧说之涉《书》义者及时近人说,不取宋元明人之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倾向。

《尚書注疏彙校》雜記

《尚書注疏》自宋代國子監刻單疏本、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宋魏縣尉宅刻九行本、元刻十行本,至清嘉慶阮元刻附《校勘記》本,版本甚多,其間輾轉校刊,文字多異。阮元《校勘記》在當時集其大成,堪稱里程碑,但限於條件,宋元刊本多未親校,明清刊本亦校之未盡,亟待補校。本文在彙校之餘,對各本是非、前賢舊説,多有訂補,共計四十一條。

阮刻《尚书注疏》卷四圈字汇校考正

清儒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凡有关文字校勘之处,皆施加小圈于字旁,由卢宣旬摘录相关校记且稍作补正,附于各卷之末。阮本校勘之精妙,全在于此。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补充前人未曾使用的若干重要版本,在汇校中标注相关版本的版叶补修信息,参考日本所藏古本,考正阮本《尚书注疏》卷四圈字之是非,并对所校版本以及若干异文的源流递嬗加以考察。

日本關西大學藏南宋刻本《尚書注疏》考辨

日本關西大學藏南宋建安刻巾箱本《尚書注疏》是目前所見唯一一部經、注、疏、釋文、重言、重意、互注合刻本《尚書》,大約刊於宋光宗至宋亡之間,當是在已佚的宋刻十行本《附釋音尚書注疏》的基礎上,加入天禄琳琅舊藏宋刻本《纂圖互注尚書》的重言、重意、互注部分而成。它是現存的和宋十行本《尚書注疏》最接近的版本,可以幫助我們理清宋魏縣尉宅刻本《附釋文尚書注疏》、宋十行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元刊明修十行本《附釋音尚書注疏》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版本共同揭示了南宋時期經書刊刻與圖書市場的豐富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版本價值與校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