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主体追求——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山山水水》是卞之琳于1941—194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将其付之一炬,如今所见只是由7个不相连的小片段组成,不到原文的十分之一。该小说具备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深刻表现了在抗战文化的集体氛围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追求主体的生命价值,如何“调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又是如何创造了“螺旋式”的新生和发展。可以说《山山水水》是卞之琳20世纪40年代思想的艺术结晶,它既是作家回避时代氛围的一种实验,又是回应时代文化要求的深刻实践;既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强调,又是对人与社会命运关系的探讨,具有很强的实验性、现实性、文化性。从卞之琳“皖南事变”后的思想转向与文化选择出发,深入探讨小说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和对社会、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卞之琳将小说焚毁的文化可能性。

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1937—1949年,连绵的战争使得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文学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自动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卞之琳的《山山水水》是这个大时代里知识分子的困惑、选择,同时也是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对时代的回应。

之与止的足音——卞之琳《山山水水》的抒情辩证法

对于卞之琳1940年代写作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之前研究多侧重于讨论社会环境与政治话语对该作品及作者文体转变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本文则选择回到文本内部,通过分析小说中意象的重复,考察"抒情诗"这一形式如何融摄了卞之琳"螺旋进步"的人生理想、"无所为而为"的文艺主张、"诗化历史"的写作困境、乃至这一困境内在具有的"桃园梦"的历史意义。同时,本文关注卞之琳该时期的文艺主张与其师、友的联系,重点沟通卞之琳、陈世骧二人对"姿"的阐发及其背后的文学理想,将之前研究所关注的"投身"与"退守"的政治进退,置换为一种"之"与"止"的抒情辩证。这一抒情辩证虽为作者提供了可贵的文学空间,但正是这一自足空间的破灭,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了《山山水水》的文学史意义。

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卞之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山山水水》由于在文本的意义上缺乏自足性,在学术界要么被存而不论,要么被予以过低的评价。本文则试图从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的角度,深入解读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山山水水》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或许并不突出,但鲜明地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如何努力与时代发生紧密联系,为我们探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提供了独特的例证。

时代·个人·小说——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卞之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山山水水》由于在文本的意义上缺乏自足性,在学术界要么被存而不论,要么被予以过低的评价。本文则试图从知识分子与时代关系的角度,深入解读这部卞之琳"未完成"的作品。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笔者的问题意识、研究状况以及本文所要处理的对象。第二部分通过对小说创作意图的探讨,分析卞之琳——个个本以诗歌写作见长的作家——创作转型背后的内在诉求。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笔者将深入小说文本,分别从小说"回环往复"的结构以及叙事视点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小说形式背后所潜藏的政治无意识。第五部分为结论,笔者最后认为,《山山水水》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或许并不突出,但却鲜明的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作家如何努力试图与时代发生紧密的联系,为我们探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提供了独特的例证。

灵气雄心开新面——卞之琳诗论、小说与散文漫论

本文把辑校的卞之琳佚文佚简放置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了卞之琳诗学之充满灵气的象征观、切中肯綮的音节观和传统观及其晚年的新诗史定论,同时肯定了卞之琳从《游击奇观》到《山山水水》的叙事雄心,并及他的散文写作对中国现代知性散文艺术的贡献。

论卞之琳的小说创作——“延安小说”视野中的考察

"延安小说"视野中考察卞之琳的小说创作,可见其小说内在的思想演变轨迹。卞之琳在"延安小说"语境中的短篇小说由单纯乐观开始生发了新的主题。《山山水水》放弃了单纯反映现实的视角,以他去延安之前的思想准备作为小说创作的理论基点。在《山山水水》中通过自语和对话思考了"延安小说"语境的功能和意义,进而观照人物、邦国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山山水水总关情》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行者无疆，永远在路上的刘晓航先生新著《山山水水总关情》已由大众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收进这本集子的是作者近十年来发表在全面各地报刊上的近百篇游记散文，是对游记这种行走的文学的独特形式的探索。

在个体与时代之间——试论卞之琳的战时写作

在1937-1945年的战时文艺中,卞之琳以其对风景、抽象、象征、文学形式的独特理解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性。这种个人性延续和发展了卞之琳战前的文艺观,表达了对文学"本质的精神"与"永久性"的执著追求。但这种坚持在赢得了一些赞誉的同时也遭受了多方的质疑,对此,卞之琳在《山山水水》中做出了一定的反思,对自身文学的永久性也产生了怀疑。相比之下,《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因其对历史的忠实表达而成为卞之琳从未怀疑过的作品,其间可以窥见卞之琳将个体与时代交融的努力。进入198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和审美标准的变化,经由研究者与作家本人的一系列建构,卞之琳最终以一个精致的诗人形象"在历史上嵌稳了自己"。

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东晋士族文学的特征及其流变

在东晋诗坛上,"庄老"与"山水"共同存在于士族文学这一大系统中,构成了东晋士族文学的双重主题。东晋士族文学以淝水之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庄老"与"山水"的位置在前后期发生了转化。前期的特点是"庄老兴盛,山水体道",后期的现状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士族意识皆渗透在士族文学创作中。促使诗歌从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原因甚多,士族名士在社会生活中的炫耀意识和在艺术审美层面的求新意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天人合一”:卞之琳战时著译的生命伦理与美学精神

卞之琳在抗战时期呈现出一种积极笃定的生命立场,不仅受到纪德“螺旋式上升”的观念影响,其背后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儒家理想,是他在竖贯古今、横贯东西的基础上为“挽救世道人心”所开的“药方”。在生命伦理方面,卞之琳以“顺天健行”的进步观念来鼓舞人心,以先秦儒家的仁爱精神和责任意识来破除现代社会灵与肉、群与己的迷障,重建人与天合的“康庄大道”;在美学精神方面,他将“姿”作为实现艺术作品永恒性和普遍性的“生命形式”,鞭策艺术家应不断加强内外修养,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心与物、美与善的自然相容。

卞之琳的“爱”、“文学”与“主义”--从他的译介读入

从延安回到大后方后,卞之琳的译介活动体现了他比较根本的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见识,以及达成见识的道路。卞之琳十分肯定他所翻译的《紫罗兰姑娘》里榜样人物表现出的人格取向;对其中他感到有所遗憾的人性,他开出的药方是纪德。从抗战全面爆发前翻译纪德,到《慰劳信集》中借用纪德,再到在《山山水水》及多篇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文章中阐释纪德,卞之琳完全领悟了纪德从感官、爱和小说家到社会主义的通路。感性通路的达成,不一定比通过知识理论形成主义的道路脆弱,反而可能因其与感性和经验更紧密,所以更具有不可剥离的特征,这也许是文学史上卞之琳文学与人生形象一贯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