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时间新论

对于《左传》成书的时间,当代学者往往根据《左传》载录的预言加以判定,即通过预言的应验与否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预言解证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得出的时间段也让人难以信服,而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宏观文化语境显示,《左传》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诸子的引用加以判断。经过文本辨析可知,孟子的春秋史叙事并非来源于《左传》,而是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左传》的编纂应在孟子之后。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荀子、韩非以及其他文本对春秋史事的引用可知,《左传》的成书年代处于孟荀之间。

《左传》“凤兆”原义及凤凰文化的生成与歧变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欲嫁女于避难至齐国的陈公子田完,懿氏之妻卜得繇辞“凤皇于飞,和鸣锵锵”,即所谓“凤兆”。杜预、孔颖达以凤凰别为雄雌为逻辑起点来解读“凤兆”,逻辑前后不一。考察《左传》叙述“凤占”的文本语境,并参酌《诗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所载凤凰的内涵及南北朝时期庾信等的“凤凰于飞”事典用例可知,《左传》“凤兆”是以凤凰与众鸟和鸣喻田氏赢得政治声誉并预示其将代齐有国;不过,唐代“凤凰于飞”用例的内涵发生转变,往往喻夫妻和谐。“凤兆”源于周初开始流行的以天命观为内核的凤凰崇拜。商末周初,风神崇拜中视风神为上帝使者的观念嫁接给凤凰,凤凰被塑形为传达周代商而立之天命的帝使,从此成为“王者之嘉瑞”,预示明王、盛世的出现,并深刻影响历代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汉代以来,凤凰别为雄雌并喻恋人或夫妻的观念后来居上并深入人心。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故事强化了凤凰文化的婚恋寓意;孤鸾舞镜故事介入凤凰文化,使鸾与凤分工,唐代表现婚恋的美满偏爱使用凤,表现女性的孤寂偏爱使用鸾。凤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解读“凤兆”的文化语境。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研究

在史学叙事中,空间维度书写表达占据重要地位,作者需基于空间维度巧妙布局与构思,记叙历史真实事件,达到史学书写目的。《左传》作为经典史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空间叙事特色,作者在特定空间延展记叙春秋时期历史事件,赋予空间叙事意义,活用多元书写表达形成鲜明的空间叙事特色。文章重点围绕叙事空间展开机制、空间叙事手法、书写表达结构意义、书写表达特点四个维度,针对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进行研究。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左传》人物繁称的褒贬与缘情

《左传》对人物称谓的记载较为复杂,以名称、以字称、以谥号称、以封地称,章学诚称之“繁称”。《左传》繁称分两种情况:一是《左传》作者以称谓褒贬的史家书法为治史理想,关注到《春秋》称谓的细微变化,在《传》文中贴附上“寓诸褒贬”的史家书法观念;二是《左传》自身叙事在称谓上并未广泛实施史家书法,正如刘知几所言,“缘情而作”,根据其时民间的习惯称谓而作的直接记录。

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左传》评点学史

在《左传》评点学史上,受《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观点的影响,真德秀《文章正宗》作为第一部《左传》评点著作的价值一直被遮蔽。通过系统梳理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南宋、明代、清代《左传》评点学史的关系,厘清真德秀与朱熹、吕祖谦、汤汉、唐顺之、归有光、刘祜、李廷机、方苞、林云铭、林纾、吴曾祺等在《左传》评点上的渊源,比较《文章正宗》与《文章指南》《文章正论》《古文渊鉴》等关于《左传》评点之异同,以及展现闽学派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可以进一步认识真德秀《文章正宗》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论《左传》中黄河的文化意蕴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历史著作,不乏对黄河的笔墨书写,蕴含着先秦时代人们对黄河的态度和思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投玉祭河以求福佑的行为,展现了黄河祭祀文化。其二,黄河被赋予了见证国家以及个人履行盟约的监察判官的职能。最后,黄河在战乱环境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既是保卫国家的天险,也是问鼎中原的勋章。由此可见,黄河从自然事物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左传》“其无晋乎”补证

《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将下军,并为之城曲沃,士遂预言太子将不立,且曰:“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堂刊本)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77页)其中“其无晋乎”的释义仍有争议。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

《左传》“以枚数阖”“识其枚数”发覆——兼论“枚”“板”“杖”的讹混

故训对《左传·襄公十八年》“以枚数阖”、《襄公二十一年》“识其枚数”的解读莫衷一是,既涉及对《传》文的理解,也牵涉到对杜注的理解和评价。实际上,《传》文两处“枚”字均为“板”字之讹,还涉及与“杖”的讹混,杜注训为“马檛”的“枚”字当为“杖”字之讹。以“板”字来理解两处《传》文,要比前人的解释更加圆融。

论《左传》的地理空间叙事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生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左传》叙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以时系年”的时间叙事上,在地理空间叙事方面亦极具特色。依据空间的性质,《左传》的空间叙事类型主要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两类。恢宏的战争场景,分散的叙事地点和简略的空间记叙则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叙事的主要特征。此外,通过空间塑造人物形象、助推情节发展和深化叙事主题,空间与时间双线并进,最终实现完整叙事。

从《左传》探究时代背景下礼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春秋》以其独特的“春秋笔法”将褒贬寓于文笔之中,而《左传》更是沿着《春秋》的道路,将这一特色继续发扬。礼法作为《左传》中贯穿始终的评判标准之一,更是书中人物、国家行事的重要准则。《左传》通过简练的文笔将延续在历史长河中的礼法及其在时代影响下而产生的变化直观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浓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之变。

《左传》女性叙事研究

《左传》是我国一部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具有史学性质外,还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本文对《左传》中的女性叙事艺术进行分析,探寻春秋时期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女性观,探讨《左传》女性叙事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