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左传》、《公羊传》逢丑父事迹异同发微

《左传》、《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传记中较具代表性的二部,二者记事多有不同。对于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事迹的记载,二传即存在许多差异之处。特别是丑父在《左传》中得到郤克的赦免,而在《公羊传》中却被晋军处死,这一相反的结局,蕴含了《左传》重视臣子保卫国君的岗位职责,而《公羊传》强调道义高于生命的取义之道的差异。《左传》、《公羊传》本是经书而不是史籍,应当注意通过文字细节挖掘思想价值,不盲目调和或判定不同记载,对《左传》记事详尽、《公羊传》义理优长的特点均予以肯定。

儒家古学新诠──以《新语》征引《谷梁传》及《公羊传》义为例

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建构谱系的困难——以《穀梁传》的“传曰”为讨论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面对预想的现象、状况、发展规律无法从稀疏的数据中推导出来的困境。早期中国许多“书”(假如已成文的话)往往欠缺实物或者环境证据。《穀梁传》中,共有9例“传曰”。如何理解“传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按照字面意思来说,“传曰”仅意味着有一个文本被称为“传”,有别于《穀梁传》。读者不知道谁是它的作者,也不知道它是否已成文。然而,一些学者不接受这个有限的理解,努力通过“传曰”的诠释来建构《穀梁传》的学术谱系。钟文烝认为“传”是“七十子杂记之书”;在廖平的诠释中,“传”被追溯为子夏《大传》,由《公羊传》《穀梁传》学者阐述。这些论点存在谬误。只凭某些权威说法来推导演绎关系,不是合理的做法。

从《公羊传》、《谷梁传》的主要区别浅探齐鲁文化的差异

《公羊传》、《谷梁传》同《左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三者都是对《春秋》经典加以解释，但三者所立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的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公羊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

试析《公羊传》《谷梁传》对语序的训释

汉语是一种孤立语,是分析型的语言,故语序在汉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曾引起很多语言学家的重视。我国古代尽管没有诞生语法学,但古人已注意到语序问题。《公羊传》和《谷梁传》中就有许多训解涉及语序问题,有的阐述很精辟,对于探明古人对汉语语序的认识,推动语序研究,均有极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参考价值。一语序是指语言各级单位在组合中排列的次序,如单句中各个成分或各个语词的排列次序、复句中各个分句的排列次序等等。语序属于句法范畴,是一种语法手段。现代语言学认为:语法包括语义、语用和句法。汉语的语序与语义关系、语用效果、句法结构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讲,语序变了,句法结构、语义关系及语用效果。

《谷梁传》不喜“让国”的原因探析——基于原始儒家与春秋学的对比

“崇让”是《春秋》的重要义理,但在此问题上,“三传”和《论语》《孟子》《荀子》看法各有不同。《公羊传》共提到七位“让国者”并热情赞扬他们,而《谷梁传》对其中六位进行抹杀,并贬低事迹仅存的隐公。《公羊传》近乎无条件地支持“让国”“让天下”,和《论语》思路最为接近。《孟子》支持“让国”“让天下”,但附加了考察条件。《荀子》允许“让国”而反对“让天下”。《谷梁传》则一概否定。其原因应在于“让国”挑战了《谷梁传》所重视的“尊卑”制度,因而消极处理“让国”是《谷梁传》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谷梁传》解经主旨远离原始儒家的结论也越来越清晰。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公羊》《左传》记事异同考

“三传异同考”之类的题目昔人多有述作,但都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三传经义的异同。本文则比较《公羊》、《左传》记事的同异,以期能够由此对《公》、《左》二传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春秋》三传,解经的路数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来,《公羊》、《谷梁》主要是从义例上、义理上解经,重在阐扬所谓的“微言大义”。《左传》则重在解释经文中所记述的事实。在一条经文之下,《公》、《谷》一般是解释“经”为什么要这样写。

《公羊传》大一统释义发微

大一统一词经常被人所称引和论述。但大一统的意义往往被人理解为大规模统一，《辞海》则径直解释为“统一全境”。这说明大一统做为一个概念，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已形成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并久已被世人所认同。但做为一个古代的经典概念，大一统的确诂究竟如何？它包含着...

春秋笔法及其在《左传》中的运用——以“故仲子归于我”为例

"仲子"是解开鲁隐公和鲁惠公、鲁桓公之间微妙关系的重要人物。《左传》中"故仲子归于我"一句所涉及到的正是鲁惠公、仲子、鲁隐公和鲁桓公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同时,这一句用语巧妙,意义深远,包含了春秋笔法的运用。以"故仲子归于我"为例,深刻探讨春秋笔法的具体含义和运用。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孔融傳《春秋公羊》嚴氏學考

由漢碑可知,東漢魯國孔氏世傳《公羊》嚴氏學。孔融生逢漢末,文章用典兼采三傳,但經學上却堅守家傳《公羊》學。在其文中,《春秋》《春秋傳》皆指《公羊》,未有以此指稱《左傳》者。孔融在政治上維護東漢王朝,與經學上主《左傳》的曹氏格格不入,爲其被害埋下了禍因。作爲聖人後裔,孔融之死也標誌著兩漢今文經特别是《公羊傳》的没落。

《公羊传》中历史故事的语言特性

《春秋》三传,从文学价值论,以《左传》为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公羊传》和《谷梁传》是无法和它相提並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后二传的文学性,尤其是《公羊传》中所穿插的一些历史故事,较之《左传》也还具有不同的特色,亦常为后世文章家所称道,因而研治先秦散文史者不可不予以注意。

文采若云月 高深若山海——《左传》浅议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东汉班固时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据传，《左传》一书是以孔子所著的《春秋》为本，以具体史实做注而成的一部史学著作，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左传》作者至今成谜，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鲁国史官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著。

谭家健《〈谷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

谭家健先生《〈谷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得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谷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殽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

《谷梁传》叙事比论(转载)

通过《谷梁传》十五则叙事文字与《左传》《公羊传》同题故事逐一比较可以发现,有谷梁氏优于左氏、公羊氏者,有三家各有千秋者,有谷梁氏不如二氏者。谷梁氏多数故事不如左氏,少数互有短长。谷梁氏叙事与公羊氏相差无几。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谷梁氏、公羊氏是经学家,重在解释《春秋》经义,故事只是为释义的补充而已,因而忽视叙事的完整性和生动性。左氏是史学家兼史传文学家,长于叙事,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完整性,解释《春秋》经义只是偶尔为之。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的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穀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殽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