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领域大语言模型的古籍分词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以古籍自动分词为切入点,引入“荀子”系列大语言模型,对大语言模型在古籍文本分词任务上的表现进行了探讨。[方法/过程]文章基于《左传》分词语料,进行了数据清洗和整理,构建了指令数据集,在此基础上,从数据集中抽取了1 000条作为测试数据,并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作为训练数据进行指令微调,并测试其性能。[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只需要少量的数据,大语言模型就可以有较为理想的表现,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条数据时,Xunzi-Qwen-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4.54%。

领域大语言模型下的古籍词性标注应用研究

[目的/意义]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为古籍文本挖掘带来了新的思路,将大语言模型与古籍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必经之路。[方法/过程]文章使用《左传》词性标注语料,通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构建了一批高质量的词性标注指令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对大语言模型进行指令微调,并在另外1 000条数据上进行性能测试。[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荀子”系列模型在古籍文本词性标注任务上性能优于通用领域模型,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时,Xunzi-Baichuan2-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1.67%。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研究

在史学叙事中,空间维度书写表达占据重要地位,作者需基于空间维度巧妙布局与构思,记叙历史真实事件,达到史学书写目的。《左传》作为经典史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空间叙事特色,作者在特定空间延展记叙春秋时期历史事件,赋予空间叙事意义,活用多元书写表达形成鲜明的空间叙事特色。文章重点围绕叙事空间展开机制、空间叙事手法、书写表达结构意义、书写表达特点四个维度,针对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进行研究。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左传》“其无晋乎”补证

《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将下军,并为之城曲沃,士遂预言太子将不立,且曰:“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堂刊本)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77页)其中“其无晋乎”的释义仍有争议。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医缓所言“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新解

《左传·成公十年》秦医缓为晋侯诊疾一节,是医古文名篇。然其中医缓所言“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一语,前人训诂仍有未安。杜预注“达,针”,训“达”为“针”,似有所本,但难称尽善。此句“攻”历来有“灸法、砭石、治”三种解释;“达”因有杜注,故少有争议,一般皆以“达”为针刺。但杜注并非无懈可击,“达针”之训也有不可靠之处。此句可有新解,医缓所言之“药”可解为泛指的服用药物的治疗手段,是一种内服的治疗方式;“攻”与“达”是除法与通法,均是指中医中作用于体表的外用方法,“攻”这一除法是砭石之外治法,“达”这一通法是经络之疏通法,医缓所言即外治内服皆无法抵达膏肓。

春秋战国反霸权外交比较研究

春秋时期,郑国的反霸权外交体现在灵活周旋于大国之间的“秋千外交”以及子产执政时期相对强硬的外交。鲁国发挥礼乐优势,形成以王命、以礼反霸权外交模式。宋国通过强硬对抗大国反霸权外交并发起两次弭兵之会。战国时期,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以合纵伐秦,以弱国合纵的方式反霸权外交;面对秦国恃强凌弱,赵国外交家蔺相如不卑不亢,在“完璧归赵”与渑池会盟中展现了弱国保持气节的反霸权外交。战国反霸权外交继承了春秋反霸权外交中不畏强权、维护国家利益与尊严的精神,更为显著的是创新与区别,反霸权外交策略由以礼义为主变为以利益为主,在反霸权外交辞令上由行人赋诗到策士寓言,言辞由委婉变为雄辩。

论《左传》的地理空间叙事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生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左传》叙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以时系年”的时间叙事上,在地理空间叙事方面亦极具特色。依据空间的性质,《左传》的空间叙事类型主要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两类。恢宏的战争场景,分散的叙事地点和简略的空间记叙则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叙事的主要特征。此外,通过空间塑造人物形象、助推情节发展和深化叙事主题,空间与时间双线并进,最终实现完整叙事。

洪水:水的怒吼

“洪水”一词最早见于我国先秦古籍《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论语》《左传》《国语·鲁语》和《山海经》等书中也有关于洪水传说的记载。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亦是农耕文明与洪水的抗争史。

从《左传》探究时代背景下礼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春秋》以其独特的“春秋笔法”将褒贬寓于文笔之中,而《左传》更是沿着《春秋》的道路,将这一特色继续发扬。礼法作为《左传》中贯穿始终的评判标准之一,更是书中人物、国家行事的重要准则。《左传》通过简练的文笔将延续在历史长河中的礼法及其在时代影响下而产生的变化直观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浓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之变。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怀嬴之“怒”

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在《左传》后期记载中被称为“辰嬴”。她先后经历了两段政治婚姻,先嫁给晋国太子圉,后嫁给圉的叔父重耳,地位上先为正妻后降为媵妾。在第二段婚姻的新婚之夜,面对重耳不礼貌的“既而挥之”,怀嬴做出了“怒”的行为,发出了“何以卑我”的反问。在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训下,女性的性别气质被定义为柔弱、顺从、温柔、淑女、母性。怀嬴表现出的愤怒是阳刚的,属于男性性别气质。怀嬴的愤怒是对父权制规训下的社会性别气质的打破。从个体的人的愤怒、女儿的愤怒、妻子的愤怒三方面分析怀嬴之怒,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这位女性,也可以发现怀嬴愤怒背后的不彻底性。

《左传》女性叙事研究

《左传》是我国一部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具有史学性质外,还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本文对《左传》中的女性叙事艺术进行分析,探寻春秋时期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女性观,探讨《左传》女性叙事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季札评《诗经·郑风》之“细”涵义探微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一事历来备受关注,他对《诗经·郑风》之“细”含义的评述,各家对此众说纷纭。检索《左传》所引《郑风》与传世《郑风》在汉、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回到历史语境,运用诗学相关理论,结合音乐学、社会学方法,以发展观念从诗与乐的角度分析季札所评《郑风》“细”的内涵及其影响。从乐评角度看,“细”指音乐的繁杂、精妙;从诗评角度看,“细”指诗词内容多言男女情爱之事,感情表达繁绮细腻。《郑风》在春秋时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音乐效果,在审美上都有突破。季札对《郑风》的评论具有文本与音乐的双重指向,深层心理更多体现了对艺术美的恐惧,“是其先亡乎”也是一种戒惧的忧患表述,不能据此质疑季札观乐的可信性。这一心理与思想对孔子以及汉、宋诗评影响颇大。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清华简《系年》与《左传》普通词语合证

字词释读,是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合证的字词,主要集中在普通词语方面。通过笺其同,证其异,沿源讨流,能够觇见战国词汇的时代色彩,亦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汉语词汇变化的若干新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