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宋代《左传》学概述

《左传》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历代对它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研究的中心大多集中在文本本身。本文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就宋代《左传》学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评价,为《左传》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范例。

两汉《春秋左传》学的展现形态及层次

《春秋左传》学是两汉经学的重要部分和命题,这不仅因为春秋学在两汉,尤其是西汉政治文化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也由于《左传》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经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多个层次的学术意义。在重视经典,尤其是经学经典学以致用的汉代学术、政治语境中,文本层级的多元性,必然导致两汉《左传》学展现形态的多层次性。这些形态及层次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学实践、经学体系建构和史学认同三个方面,它们分别表现于诏令奏议征引、章句义理阐发和主流学术话语之外对于《左传》一书史学特质的认同与运用。准确认识两汉《左传》学的理论形态及接受层次,对于深入地认识《左传》乃至整个汉代经学的理论形态,以及经学对汉代学术的整体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认识价值。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近十年大陆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多篇专门的吕祖谦研究及与之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值得关注。同时,另有单篇论文百余篇。这些研究认为,吕氏是宗经的,但他研治《左传》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切入,为了阐释其中的历史要素,把握历史规律,而不是要从中去发现什么传经的义例。目前,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空间,诸如吕祖谦《左传》学的特点、吕祖谦的研《左》轨迹、吕祖谦《左传》学的辞章学价值、吕祖谦《左传》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当代《左传》学发展史述略

《左传》是我国上古社会的文化典籍,蕴含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自成书以来,备受历代学者的关注,从而逐渐形成了一门以研究《左传》为中心的学问——《左传》学。当代的《左传》学始于20世纪中期建国以后,大致经历了由史学研究转向文学研究,再由文学研究转向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变化,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向。

近现代《左传》学主要研究情况述评

随着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之风的兴起以及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的痛苦蝶变,在学术界也闻到了来自海外的"鲜活气息"。当然,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左传》学研究更为多角度与多元化,也有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趋向。这种"杂糅"的气氛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左传》学研究,甚而影响至今。

阅读推广·四川地方出版物评介

日本左传学文献辑刊受惠于厚重的学术积累和文化背景上的优势,日本《左传》学的研究水平极高。江户时代儒学的繁荣推动了日本学术的发展,有助于学者独立地研究《左传》,并且随着古文派、考证折衷派等的兴起,出现了山井昆仑、冈白驹、皆川淇园、中井履轩、大田锦城、龟井父子、安井衡等一大批对《左传》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其中安井衡的《左传辑释》和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日本《左传》学的扛鼎之作。

明代《左传》学研究综述

明代《左传》学是《春秋》学史的重要环节,也是理学和朴学两种学风衔接的载体。这一领域前人研究稍显不足,近20年来相关论著逐渐增多,主要分为对明代《左传》学是否空疏的研究、对明代《左传》学考证和义理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左传》经学以外价值的发掘的研究。对明代《左传》学的研究相较《四库总目》的忽视评价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待拓展之处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待丰富,文献解读有待细化,研究领域有待扩展。未来明代《左传》学应从经传关系、著作内容、以及更多视角来研究。

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传观

吕祖谦在当时学界名誉甚著,于《左传》著述颇多,其中渗透了他对《春秋》经传的理解,这是我们了解吕祖谦经学观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研究《左传》学史的重要方面。

吕祖谦《左传》学之疑古与宗经

吕祖谦在其《左传》学著述中,部分继承了汉学的传统,对《左传》传文、注释,以及前辈相关观点有诸多疑问,其背后却有着尊经尊孔的思想做指导,这与吕氏的疑古并不矛盾,二者构成了吕氏《左传》学的独特之处。

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理说与心说

在理学鼎盛之乾淳时期,吕祖谦以史学见长,言性命必然究于史,籍《左传》学著述阐发其矛盾而博杂的理说与心说,这是吕祖谦《左传》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史观

吕祖谦在南宋学界名誉甚著,其有关《左传》学著述颇丰,用力尤甚。通过对吕氏《左传》学文献的深入分析,揭示吕氏对《左传》性质的判断,以及他的史学观。

皆川淇园的《左传》教育与日本江户《春秋》学

皆川淇园为日本江户时著名的折衷学派学者,门下弟子三千。皆川淇园《左传》教学从助字入手,重视读《春秋》《左传》原文以悟文法,广采明清学人著述又保持慎征的严谨学术态度,培养了大量日本《春秋》学者,在日本《春秋》学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文章对皆川淇园文集中《春秋》相关序篇进行梳理,考订其所校点、刊刻的中国明清《春秋》学著作,勾勒出和刻本的发展过程,还原了皆川淇园信经不信传、属辞比事以求文义的认识,这一学案是明清集部文献中经学材料应用的绝佳案例。皆川淇园继承了江户早期徂徕学以文辞解经的传统,又受顾炎武、毛奇龄等影响,促进了日本学风考证化的转变,见证了明清东亚“朴学共同体”的发展,是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立国根本规模与政教相维机制——吕祖谦《左传》学的历史政治学透视

在儒家经典中,《左传》记载着春秋时期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验,因此对其研究采取一种历史政治学视角成为可能。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所著的《左传》三书,深刻统合了理学家和经制事功学家的治体论,以华夏政治体的立国源流与治体代兴的视野,通过对春秋历史政治经验的提炼和省视,建立了以立国根本规模和政教相维机制为核心的治体论体系。具体而言,是以天理良心为政治体和政治家的端本正始之道,以立国的根本规模、纪纲制度为主要治法要素,以政治中心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维度的风俗教化为内外相维的秩序机制,共同形成理想政治的秩序模式及其运作逻辑。吕祖谦基于经史之学而阐发的治体论,疏通了三代、春秋时期和宋代的文明传统与政治经验,表彰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经制统绪,代表了宋学中“体用该贯”的整全性儒学视野,由此可见其政治思想具有“深切著明”的实践品格和历史底色。

日本江户龟井氏父子《左传》学及其缵述渊源蠡探

受惠于中国儒家经典和汉文化沾溉,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发展兴盛,其间《左传》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即呈现了“隔岸花分一脉香”的生动写照。江户后期福冈藩的龟井氏父子,在承续古文辞学派基础之上,由研治《论语》出发,尊奉《左传》为“孔门遗典”;借镜中国明儒学者注经知识谱系,回归原典主义而求同存异地疏解经传,纠察杜预注而不一味轻视、补正杜预注而不完全否定。龟井氏父子《左传》学著述具有深远影响,不仅是江户《左传》学史和日本研究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硕果,开辟了新的学术理路;也潜在影响了明治时期竹添光鸿集大成式的《左氏会笺》;龟井学派注疏及其思想,还以不同面相孕育了福泽谕吉“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之后近代化进程亦富有启导意义。

评王和《左传探源》

王和著《左传探源》列入晁福林主编“商周文明探索丛书”,于2019年11月面世。王和师从赵光贤先生研读《左传》数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以《左传》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虽然前追千百年来治《左传》学的历代大家,无疑是后学之后学,但是对于现今活跃在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来说,40年《左传》研究的资历,已经是相当惊人的长久,如王和自己所说,“也算浸淫有年”。今人或常以“积淀”一语形容基础之坚筑,学识之养成,而王和在数十年熟诵与精思基础上的丰厚识见,其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积累,而富有烛照古史的意义。这些新识创见多展现在这部《左传探源》中。

尽弃杜孔,唯汉是从--论沈钦韩的《左传》研究

沈钦韩的《左传》研究,是在清代汉学思潮下展开的,强调师承家法,尊汉崇古,全盘否定杜《注》、孔《疏》,学术观点虽不无偏激,但特色鲜明,从考据和义理两方面推进了清代《左传》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