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关系考述

李贽《藏书》是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其价值不仅脱胎于李贽所处的时代,也源于李贽对前人既有成果的吸收借鉴,其中明中期学者唐顺之学术思想的影响最明显。《藏书》无论在内容、体例还是在思想上,都印有唐顺之《左编》的印记。但在对四书五经、春秋笔法、道统论等诸方面态度上,又表现出与《左编》一定的差异。考之李贽和唐顺之同为王学后学的思想背景,盖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是涵泳于王学内部不同派别之下的编纂旨趣。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间的联系及差异,体现了明代中期史学思想的内在发展线索。

明唐顺之《左编》“经世”编纂特点探析

《左编》是明人唐顺之编写的一部通史性著作,它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唐顺之经世的学术特点。这首先体现在唐顺之对《左编》经世编纂动机的阐发和各"门"起迄时间的选定上。《左编》的分类以历史人物与现实政治的关切度以及在社会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作为划分标准,以是否有资于经世作为对他们评价衡量的尺度。而唐顺之采取以类相从的编纂体式更是直接表达了他要求学术经世的热切愿望。并且,随着《左编》的流布,其对晚明和后世史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从《左编》《右编》看唐顺之的历史编纂学

唐顺之的主要史学代表作是《左编》和《右编》。《左编》主要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在编纂体例的设计上独具匠心,对相关史料有目的地进行取舍剪裁。在记事的同时,往往还加以评论,或引他人之评论,或直抒胸臆。在人物的分类上,使圣贤与昏庸、忠与奸、贤与不肖,泾渭分明,起到了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作用。《右编》虽属诏令奏议类的抄纂,但紧紧围绕经世资治这一主题精心设计体例,认真筛选材料。两书编纂带有鲜明的以史经世的色彩,但也存在体例不纯,分类混乱,剪裁失当,人物各传记比例失调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