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学前教育教材:《帝鉴图说》的教育内涵与历史经验

张居正所编《帝鉴图说》作为幼帝启蒙教材,因其教育对象身份及其未来发展要求的特殊性,展现出了不同于普通童蒙读本的特点。其一,《帝鉴图说》在万历皇帝的教育过程中起到的是先发性启蒙作用,解决了万历皇帝形成圣主明君初步认识的问题,在教育目标上具有针对性。其二,《帝鉴图说》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君王个人三个层面,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紧扣培养目标。其三,《帝鉴图说》采用了适切的教育方法,在万历初年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帝鉴图说》以绘本为主要编辑形式,语言通俗、图文并茂,遵循儿童的心理特点。教育过程中,张居正以《帝鉴图说》为据,采用正反面教育相结合,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教育方法,教育意味强。教育文本取材上,引文以史书为主,取材独到,语言表达上,采用温和的说理方式,更易于教育对象接受,显示出了帝王教育的用心之处。

近代西方社会以艺术图像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18世纪法国版《帝鉴图说》为例

论文通过分析法国版《帝鉴图说》插图的构图形式、建筑形态与人物形象等图像特征,利用几何模型解析图像独特的透视特点,并以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为蓝本进行图像与文本的对比,认为法国版《帝鉴图说》始终以宗教的角度和西方的观看方式来改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绘画构图上,该著用天主教的观念、定点透视的观看方式,将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中图像的构图“十字化”,将中国建筑的檐柱“基督化”。在建筑表现上,法国版《帝鉴图说》用西方文化中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建筑“改造”了中国的高台建筑,构建了中国建筑的高贵典雅、崇高壮美的形象,表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敬意及仰视的观看姿态。在人物形象上,法国版《帝鉴图说》根据西方的审美习惯和西方贵族阶级的偏好,塑造出西方化、贵族化、神秘化的中国人物形象。这种移植传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通过建构他者的文化乌托邦,向西方社会引介了一个被教化或可教化的东方大国形象。法国版《帝鉴图说》向西方知识界传达了中国崇高、美好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学”。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认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误读的,尽管它确实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但它始终以西方文化,尤其是以天主教文化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以西方的观看为出发点来构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天主教中心主义的文化产物。

《帝鉴图说》及其版本丛谈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传统 ,《帝鉴图说》便是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和吕调阳专为十岁的小皇帝编写的一部帝王教材 ,希望他可以以史为鉴 ,将来成为一位明君。此书因其内容上的雅俗共赏 ,形式上的图文并茂 ,自问世以来备受统治者和一般士人百姓的青睐 ,四百年间多次翻印传抄 ,不仅有汉、满、日各种文本传世 ,而且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 ,可谓“流播宇内 ,泽被士庶”。对该书现存的四种明代版本和三种清代版本及一种日本刻本进行解析 。

《帝鉴图说》与清代的皇室教育

《帝鉴图说》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被称为"天下第一教子名器",受明末动荡局势影响,该书的警示作用在明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后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青睐,在清代的皇室教育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成为清代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之一,为他们掌握为政之道、树立正确的帝德大有裨益。

《帝鉴图说》与明神宗的教育

《帝鉴图说》作为臣子为帝王编撰的教育读本,寄托了效法先时贤王,培养圣明君主的期盼,对明神宗朱翊钧早期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明神宗日益年长,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承担起培养圣明君主的重担,张居正采用的高压方式使明神宗产生逆反心理,以及夺情事件中展露的君权可以高于道德的真相,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护的道德约束君主的传统,导致明神宗最终脱离了《帝鉴图说》中的期盼。

《帝鉴图说》与清代的幼帝教育

《帝鉴图说》自明朝万历年问问世以来，备受统治者和一般士人百姓的青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曾在古代社会中广泛流传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读物，目前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并不充分。就笔者所查，迄今仅有4篇专门论述该书的论文发表。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帝鉴图说》进行了研究，有的对该书现存的各种版本进行了研究，

刻版的言说:关于《帝鉴图说》的启蒙价值

书籍插图在我国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往往借助版画插图的艺术形式得以呈现。它们或对文字形成补充说明,或使故事形象生动可感。总之,是为了增加书籍的可读性,引起读者的兴趣。《帝鉴图说》作为一部明代晚期的启蒙读物,所面向的对象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其内有着丰富的版画插图,在潜移默化的启蒙教育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对以后的君主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及其在官方史学上的建树

《帝鉴图说》一书,前图后文,编纂目的是以历史事例教导年幼的万历帝,由张居正亲自编纂和进讲,其中也隐含着他不但位居内阁首辅,还要身居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条件。虽然内容浅显简略,但其构思设计、版本流传,以及张居正随后在官方史学上的作为,对于明季政治文化的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居正还主持了其他一些官方史学的建设,如建立六科编辑公文文献制度,创明起居注体制,纂修《大明会典》等等,其影响及于清代。然而《帝鉴图说》对于万历帝的"启沃",效果则走向了反面,不仅未能培养出一位仁德、勤政的君主,而且这位皇帝最终也完全蔑视历史学的地位和功能,这可谓是对古代"以史为鉴"理念的一大讽刺。

《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君道”思想比较——兼论帝王启蒙读本中图像的政治教化意义

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是明代分别由张居正和焦竑先后为万历皇帝及其长子主编的两部帝王启蒙教育读本,两书编纂目的、体例基本一致,均采用绘图解说形式,将君主修身治国之道融汇于可为取法鉴戒的历史故事中,集中体现出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当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及价值取向。

翁同和教育思想初探

翁同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并且还是一个教育世家。祖父翁咸封曾任海州学政,主管地方教育,在任时创办书院从事教育活动。父亲翁心存,年青时在家乡常熟教过私塾,担任过书院主讲。以后在江西、四川等地当学政,还做过福建、浙江等乡试的考官。他是恭亲王、惇亲王等皇室成员的老师,晚年任同治皇帝的老师。他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母亲许氏,出嫁前曾做过家庭教师,以后又是自己子女的启蒙老师。翁同和在28岁时就被朝廷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同年又被命为陕西学政,32岁被任命为山西乡试正考官。以后,曾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正副考官。35岁开始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以后又担负教育光绪皇帝的使命,担任帝师前后共达30年之久。他的大部分精力投放在教育工作上。他培养出了具有革新思想的光绪皇帝,他为朝廷举荐。

对《宋朝科举考试图》的质疑与探究

部编本《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北宋的政治》一课,介绍了宋朝的科举制度,并附有彩绘的'宋朝科举考试图'(如图1)~[1]。对于此幅插图,有学生认为,图中人物衣着华丽,制式官化,与印象中寒窗苦读的士人形象相去甚远;考生站着考试,甚或打拱作揖,纪律松懈甚至稍显混乱,与印象中戒备森严的考场实难相符。总之,不像是在进行科举考试。问题之下,笔者也顿生疑窦,在先行查阅有关资料之后,决定和学生一起进行探究。

历史学的自立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２０年。元稹诗《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所谓“行看二十载，万事纷何极”，“大江鼓风浪，远道参荆棘”，也可以体现我们回顾２０年来世事变迁的心情。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又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２０年...

国学经典:明神宗经筵日讲课程考

根据《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等原始史料,可以考见,明神宗所上三门课程《四书》、《五经》和史鉴课,都得以完成;所讲的经书如《尚书》甚至讲读过两次以上。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忠实而完整地执行儒家们设计的经筵日讲制度,并非易事。神宗之所以执行得相对较好,与他继位时年龄冲幼而首辅张居正执行力强劲有关。张居正死后,神宗仍然坚持经筵和日讲的学习,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才中辍面对面的讲读,但以进呈日讲讲章的“函授”形式仍在继续,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最终停止。经筵日讲教育对神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他儒家观念和中庸人格的形成,而且影响到他的学习习惯,使之额外阅读过《击壤集》、《类证本草》、《古文真宝》、《皇明典礼》和《明实录》等大量典籍,成为皇帝接受国学教育的典范之一。

晚明一部另类版画图书

《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1期发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研究生刘训茜的文章《晚明版画（瑞士良英）考略》。晚明是木刻版画发展的繁盛时期，这种繁盛不仅体现在民间图书的刊行上，也体现在内府图书的编纂上。万历时期，官僚张居正进《帝鉴图说》、焦弘纂《养正图说》，甚至太监也忙于编纂这类图书。明朝万历四十八年（1620），司礼监太监金忠，也完成了《御世仁风》一书，并组织刊刻，此后他又着手编写体例相同的《瑞士良；英》，然中道而逝，复由司礼监太监车应奎续纂，最终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刊刻。

铁血宰相张居正

《帝鉴图说》书影。该书是张居正为教育年方十岁的神宗皇帝而亲自编写的执政教科书,目的是要引导小皇帝以史为鉴,学习为君之道。可是历史和张居正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神宗皇帝当政后,不仅贪利,而且怠政,二十多年不上朝,把好好的一个大明王朝折腾得家底朝天,只有等死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