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动力所在 刚到伦敦读大学时，从萨塞克斯的一个小镇来到大城市的转变确实让我很震惊。你会看见很多露宿者，却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你会跟他们聊天，无视他们，走开还是给他们钱？说实话，我对露宿者一无所知，还觉得他们挺吓人的。你听过这些故事——他们是酒鬼，因吸毒而神智恍惚，或者是小偷什么的。

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

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须符合若干条件,需要正确解释“一方生活确有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法院判决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和程度普遍较保守,需要予以适当加强。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房屋的居住权是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恰当方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在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在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2月1日~2021年2月28日收治的120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两组共有9例因各种原因退出研究、转院或者临床资料缺失,最终纳入111例,其中对照组57例,观察组54例,对照组在术后康复过程中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髋关节功能(采用Harris髋关节评分表)、日常生活能力(采用Barthel指数量表)、生存质量[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问卷(WHO-QOL-BREF)],同时观察术后康复期间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干预后,观察组Harris髋关节评分、Barthel指数量表评分、WHO-QOL-BREF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生命帮助计划的多学科协作干预应用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康复中,提高了髋关节功能,改善了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存质量,降低了术后康复期间的并发症发生率。

群际帮助的动机之维:既有模式与超越创新

在复杂的群际语境中,群际帮助是探析群际关系机制的重要视角,可为明辨群体心理过程、解释群体行为差异提供新的框架。既有研究认为,群际帮助的产生源于地位维持、形象维护、策略意图等三种不同的动机,由此导致施受双方群体的行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既有的群际帮助动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群际帮助积极功能的发挥。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上述三种动机,构建更具积极情感价值主导性的理论,尤其在社会实践中更有必要以群际帮助来缓和冲突关系,通过创新群体帮助模式来推进群际关系高质量发展,发挥群际帮助的亲社会效应。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误区与理论校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急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司法适用的若干误区。本罪立法已包含刑法干预早期化的思想,其司法适用不宜再过度强调预防性特征,应在绝对的共犯独立性和严格的共犯从属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正犯行为相对宽松的事实性制约。本罪被帮助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都在司法适用中被过度放低。被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只有在一对多共犯参与模式中才能例外性地放宽,帮助行为的罪量认定则应牢牢把握不法关联性,审慎对待银行卡流水金额这样的泛化标准。应当对本罪主观明知进行限制解释,适当收缩推定规则的适用,防止责任主义原则的弱化。本罪的司法认定应在积极治理网络犯罪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双层区分制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的纠偏与重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规范属性的界定问题上存在悖论,且章节设置不尽合理,在“口袋罪”倾向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理应限缩适用甚至非必要不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通过双层区分制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我国刑法的现行体例,在维护共犯从属性对构成要件定型意义的同时,也妥当处理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法益侵害严重程度升格的现象。作为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纠偏,双层区分制在犯罪事实无法查明等定罪问题、主犯与从犯难以确定等量刑问题上均能有效应对,是回应认定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践难题的合理路径。

平台型领导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保持健康发展越来越需要团队成员间的凝聚力和相互帮助,员工帮助行为逐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文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心理可得性作为中介变量,双元自恋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帮助行为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两个时间点收集到的308份员工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平台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帮助行为;心理可得性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帮助行为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欣赏型自恋不仅正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对员工帮助行为的积极影响,而且增强了心理可得性的中介效应;敌对型自恋不仅负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对员工帮助行为的积极影响,而且削弱了心理可得性的中介效用。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平台型领导的结果研究和理论框架,为企业激发员工帮助行为提供实践指导。

论轻罪治理语境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废除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设立以来数量急剧增长,适用范围不断扩张,与轻罪治理的主旨存在出入。其背后蕴含着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客观构成要件认定过分松弛、甚至存在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突破或规避等原因。这不仅无法实现精准打击、源头治理的目的,更有可能使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司法趋利的工具,无疑是对该罪设立初衷的严重偏离。对此,学界提出各种缩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适用的路径,然而无论是独立构罪说、共犯正犯化说还是并存说,均无法在承认该罪独立属性的同时为其提供稳固基础。相较之下,量刑规则说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共犯从属性质的承认为限缩该罪适用提供合理的解决思路。但量刑规则说并非一条通途,在理论和现实功利的双重挑战面前,最终走向末路。为了更好地实现轻罪治理,废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较合适的选择。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同事帮助行为对观察者的人际影响:基于社会比较理论

职场中的帮助行为不仅对施助者、受助者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影响观察者的后续反应。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帮助行为对于观察者的潜在作用。该文章探讨了目睹同事帮助行为对于观察者后续帮助行为的影响。1项问卷调查研究和3项实验研究的数据表明,观察到的同事帮助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增加员工亏欠同事的感知及羞愧情绪,进而产生更多的帮助行为,又可能减少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及自豪情绪,从而产生更少的帮助行为。员工自我对他人的帮助行为水平越高,观察到的同事帮助行为与亏欠同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与基于组织的自尊间的负向关系越弱。研究揭示了目睹同事帮助行为对于第三方帮助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及其不同的影响路径,从而丰富了帮助行为的文献。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与解释纠偏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网络犯罪参与结构由传统犯罪层级式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式的链条结构转变,使得立法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应对犯罪参与模式的改变,解决网络犯罪行为不适应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难题。立法者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规制“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但未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加以说明。理论界关于该罪性质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共犯性的视角,但是以共犯性解释该罪的性质又会产生正犯不存在或者难以查证时归责标准阙如、意思联络趋弱而难以认定共犯、共犯与正犯危害性异化致使按照共犯理论归责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等适用困境。量刑规则说、共犯正犯化等以完全共犯性为着力点的学说,忽视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属性,造成了适用困境并违背了对该罪的立法初衷。故此,跳出传统的对罪名性质解释单一的桎梏,承认部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性,根据“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与“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的不同,在“共犯性”与“正犯性”双重视角下区分认定该罪的性质,使得同一罪名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下呈现动态的性质解读,以突破现有理论的适用困境。这对于契合司法实务向多元性与不可预测性发展,应对因传统刑法理论相对滞后而导致适用冲突不断的现实难题,对纠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等,尤为必要。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从属性否定与独立性证成——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帮助”的帮助下,案件量急速膨胀,出现向“口袋罪”发展的倾向。其根源在于从属性学说的魅惑,致使该罪在明知的认定和责任的归属上不断泛化。而学界基于共犯理论立场的解读,不仅无法解决此罪的泛化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此罪的口袋化危机。故需要对该罪进行从属性祛魅,实现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立场转换,在规范违反说的理论体系下指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的独立性,并经由义务犯理论,强化此类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以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证成。

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基于反竞争共同违法理论的构建

有赖于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中的反竞争共同违法行为频发,尤其是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泛滥成灾。对直接实施者以外的行为人进行责任追究属于竞争法规制范围的扩张,因此针对“帮助实施”行为这一竞争法规制的全新场域,要充分考虑竞争法领域特性和市场竞争实际,明晰处罚依据和行为认定在反竞争共同违法理论中的关键地位。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反竞争共同违法行为的一部分,对该行为的认定需要通过帮助行为客观表现和行为人主观状态进行实质的违法性判断,明晰该行为作为反竞争共同行为需充足的共同要素及程度。

国外救助“无家可归”人员的经验和启示

近年来,我国流浪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出现一些新情况,主要是传统流浪乞讨群体人数减少,务工不着等临时遇困人员不断增加,占到救助对象的50%~60%;服务对象类型也更加多样,因家庭关系不和、遭遇家庭暴力到救助管理机构寻求庇护的人员增多,患精神疾病导致外出流浪的人员数量也有增加趋势。现有以短期住养、寻亲、帮助返回原籍为主的救助方式难以满足新要求,需要科学界定救助对象,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论反思——基于12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两大理论争议:一是该罪是否属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二是如何确定该罪的处罚边界,但根本分歧在于对帮助行为是否可以脱离共犯从属性和对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回答。在观察120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的裁判文书后可以发现,量刑规则说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和累积犯说不如协作犯罪说更能妥当解释该罪的正犯性;“明知”应指对犯罪活动的概括性认识,但需谨慎适用推定;“犯罪”应指《刑法》分则的行为类型,无须满足罪量限制。

帮助犯因果关系归责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诈骗罪帮助犯因果关系阻却为视角

刑法学理论中的因果共犯论认为,之所以应处罚帮助犯,是因为行为人的帮助行为与正犯所引起的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性。当前刑事司法实践普遍存在忽略帮助犯因果关系阻却因素的问题,对帮助犯的认定和处罚出现“简单化”倾向。反思和重构帮助犯因果关系归责理论,是轻罪治理时代的新要求。以诈骗罪为例,提出“间接故意一般可以阻却帮助犯的因果关系,脱离行为在个别情形下可以阻却帮助犯的因果关系,想象竞合可能阻却帮助犯的因果关系”三种不能成立诈骗罪帮助犯的情形,以此推动轻罪共同犯罪认定的合理化和均衡化,发挥刑法理论对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观限缩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基于司法实务和解决我国传统共犯理论框架难题的需要,而体现出打击范围极大、入罪边界极宽且不明确的扩张性的特点,导致了诸多理论上与现实中的争议,已经逐渐不符合当前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入罪审慎的要求,亟须对其入罪边界进行限缩的解释。在明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独立的保护法益价值并区分了同其他犯罪共犯的竞合之后,对其进行限缩解释的关键在于明确“明知”的内涵与判断标准。尽管中立的帮助行为本身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可罚性,但是通过对中立的帮助人主观故意层面与“明知”的判断标准的分析,故意的二分法理论仍然可以通过划分确定故意和未必故意的方式,在厘清“明知”的内涵后将未必故意的情形排除出“明知”而对未必故意的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出罪。

“明知”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证明简化与规制完善

随着网络犯罪治理的逐步深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率随之走高。在本罪的高适用率下,对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也随之而来,司法实务中出现本罪主观“明知”内涵理解不一、认识对象泛化、判决说理省略等一系列证明简化的问题,进而不当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为此,借鉴引入“N+1”综合推论模式,即“N组论证”+“1次证否”,从而克服刑事推定模式的缺陷,通过N组“前提+结论”的论证组合和一次性证否反驳意见,对被告人主观“明知”内涵的认定不断趋近并限定于“明确知道”,将“明知”的认识对象厘定为符合该当性与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由此合理规制本罪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