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同步提高,这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首先,基于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以及二者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倒U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次,通过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回归做进一步探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越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明显,与此同时,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不同年龄组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再次,使用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作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探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后,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类别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男性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高品质生活实现路径研究

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体现,创造高品质生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的获得感;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以普惠可及的公共服务厚植人民的幸福感;实现高效能治理,以治理效能的提升筑牢人民的安全感。探讨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实现路径,有助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转化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为乡村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乡村活力不断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贡献和价值.该研究通过对321位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进行的调查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对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如何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创业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创业幸福感;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动机提升创业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二者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返乡农民工的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完全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比生存性创业动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更高.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认知重评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考察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内隐情绪信念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心盛量表对113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内隐情绪信念与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及心理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r=0.443,0.502,0.464;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53,0.757;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分别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通过培养成长型内隐情绪信念,可以帮助个体主动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调节策略来提高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推进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实施的价值意蕴、面临问题与多元途径

幸福体育课程模式是深化体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是体育课程一体化精准实施的具体范式。当前,幸福体育课程模式仍处于理论初创与实践探索阶段,在该课程模式有效实施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体育是为健康还是为健康而幸福的人生的认识问题亟待统一;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在体育课堂如何呈现问题需要明确;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协调发展和协同推进问题需要重点把握。有效推进幸福体育课程模式需要系统性地整体规划和精准有效地实施。从教师的角度,需要全面提升实施能力;从课程系统性变革的角度,需要整体布局并形成合力;从课堂教学的角度,需要把握学生的真实感受;从课内外体育联动协同角度,需要有明确的分工和相互的协同。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量表开发及对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

经过初始问卷编制、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研究步骤开发了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本土化测量量表,并基于此获取了67名人力资源经理与585名员工的配对调查数据,以揭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包含成长发展、共创共享、人文关怀和民主协商4个维度,且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能够有效预测员工的组织主人翁行为,并且类亲情交换在二者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对初产妇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塞利格曼(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在初产妇的临床效果及对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选取某院就诊的初产妇120例为本次研究对象,采集时间为2021年12月-2023年12月,其中60例初产妇给予产科常规护理,归为对照组,另60例初产妇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归为观察组。记录两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剖宫产、助产),并观察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睡眠质量及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且剖宫产率与助产率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评分及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评分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t=6.976,8.366,8.546;P<0.05),MUNSH评分、GWB评分高于对照组(t=3.003,3.175;P<0.05)。结论:经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后,能稳定初产妇心理状况,改善其睡眠质量,对提高主观幸福感也具有积极作用。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多元理性:家户制传统下的农户一家两制实践

怎样在实践中把握农户在食物生产上的一家两制?本文在家户制传统下提出多元理性框架,和单一理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假定展开对话。本文认为,农户理性包含多元向度且相互联系:既依循差序责任,区分“自家人”和“外部人”,进行内外有别的食物生产,“让自家人吃自家饭”,带来“个体自保”,也能进行推己及人的价值权衡,在场域约束与道义反思的互构中,将“外部人”视同为“自家人”,从而“让有条件的自家人吃上自家饭”,促进“社会共保”。基于东亚家户制传统的多元理性,与基于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单一经济理性假定的对话,有助于更新农民学研究的认识基础,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发现能够促进食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小农路径。

非正式社会支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和剂

在稳步推进健康老龄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发现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政策城市偏向性的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大幅降低。非正式社会支持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互动、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失衡。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应消除城乡政策选择偏好,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从呈现本质到阐明路径:主流媒体对当代中国幸福观的话语建构--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考察

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包含了一整套与此相关的信念、价值、态度及行为意向。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新闻传播媒介通过各类文本,向公众传递特定时期的主导幸福观,从而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认知与想象。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幸福”话语的分析发现,通过将言说的重点从“呈现幸福本质”导向“阐明实现路径”和“进行社会动员”,我国的主流媒体因时制宜地参与了当代中国幸福观的建构,且这种建构过程与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相伴相生。这不仅体现出我国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话语逻辑,还投射出了党和国家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媒介路径。

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分析

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事业的重大使命。学生身心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在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12058名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均呈现正相关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心理韧性对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线性影响,同时父母情感支持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由此,提出了在言语鼓励、创造积极性情境、增强亲子互动方面父母应当给予学生情感支持以及从学校、教师与学生自身三个层面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建议。

阜阳市幸福河湖评价及障碍因子识别

从水资源供给、水资源利用、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环境、水经济发展5个方面出发,选取15个指标建立了幸福河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和TOPSIS模型对阜阳市2012—2021年的幸福河湖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了影响阜阳市幸福河湖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阜阳市的幸福河湖建设情况在2012—2021年呈逐步增长趋势,影响幸福河湖的主要因素是水资源量、水资源利用及水生态环境情况。据此,结合阜阳市的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阜阳市幸福河湖建设的建议。

体育消费中主要群体社会比较影响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目的:探究不同社会比较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体育消费在影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线上”滚雪球抽样方式,获取主要群体的样本数据。通过分类和量化分析,将主要群体中的体育消费社会比较划分为偏执型社会比较、调和型社会比较与低欲望型社会比较3类,并研究这些社会比较类型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体育消费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偏执型社会比较和低欲望型社会比较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调和型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在偏执型社会比较与幸福感的关系中,精神性体育消费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调和型社会比较与幸福感的关系中,物质性体育消费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低欲望型社会比较与幸福感的关系中,物质性体育消费和精神性体育消费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结论:主要群体中,偏执型和低欲望型社会比较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而体育消费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比较与幸福感之间扮演了不同的中介角色。

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

目的:探索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式选择大学生研究组40人和对照组25人,对研究组进行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照组大学生不参加单次团体心理干预。研究组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和干预后2周测量主观幸福感量表,评估干预效果和保持作用。对照组大学生同期完成3次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较干预前提升5%,即认为干预有效。结果:研究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分别是29名(72.5%)和22名(55.00%),对照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均为0名。两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有效人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2.726,20.785;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798,-5.106;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79,2.375;P<0.05)。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知足常乐、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的9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95~-2.168,P<0.05~0.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81~-2.429,P<0.05~0.001)。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人际适应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06~2.882,P<0.05~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社会信心、成长进步、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4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31~2.792,P<0.05~0.01)。结论: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能有效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并且有良好的保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