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尔巴哈“爱与幸福”及其当代意义——基于《幸福论》的考察

《幸福论》(1867-1869)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主要伦理学著作,在这里面费尔巴哈写到了很多关于“爱”的观点,他认为“凡是活着的东西就有爱,即使只爱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并讨论了:幸福与爱的关系、追求幸福与爱之间的矛盾、追求幸福与道德以及利已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通过对原著的研究和结合现实世界,规律系统地分析了这些关于“爱”的哲学在幸福层度的应用,以及他的幸福之爱对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和提高人们珍爱生命的意识等意义。

小人物的身份丧失与再建构——电影《幸福终点站》中的“顺从者”形象分析

对影片《幸福终点站》的解读一般从美国文化与异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但除了文化冲突这一显性主题,电影也蕴含着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机场环境中的一众“顺从者”形象的塑造之中。顺从者是身份危机的产物,其生存环境是机场,其生存活动正是自我身份再建构的过程。

“归去来兮”:孙全鹏《幸福的种子》的新乡土书写

孙全鹏的新作《幸福的种子》是一部典型的新乡土小说,作家以地处豫东南大地的将军寺村近30年的发展变迁为背景,以麦子、河生、珍珍、小玲等青年一代将军寺人“离乡—返乡”的轨迹为主线,书写一曲新时代语境下的田园牧歌。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作家对传统乡土文学书写的继承和突破以及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深刻思考。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视域下论《幸福到万家》的创作特色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引领文艺创作的精神路标,从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等诸多方面阐述了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化进程中亦取得了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给予文艺创作者许多宝贵意见。现实主义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一经播出便引起广大观众的广泛关注,该剧在艺术创作上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具有突出的人民性、时代感、价值观。对此,文章从真、善、美三个方面来探讨该剧的创作特色,希望对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创作有所启示。

解读《幸福终点站》中维克多·纳沃斯基的跨文化能力——基于拜拉姆ICC模型

外语能力不等同跨文化能力,在通过英语电影学习语言的同时必须要有跨文化的意识。电影《幸福终点站》讲述了东欧人纳沃斯基在肯尼迪机场的跨文化适应,他凭借积极的心态和出色的动手能力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爱戴。纳沃斯基在机场的经历是一例精彩的跨文化互动,本文基于拜拉姆的ICC理论模型对他的跨文化能力进行解读,以期为英语学习者培养跨文化能力提供参考。

互文视野下的乡土题材影视剧研究——以《幸福到万家》《秋菊打官司》为例

将《幸福到万家》和《秋菊打官司》置于互文视域下进行观照,不仅可以丰富互文这一创作手法的艺术价值,而且互文给予了通过两部作品透视中国乡土题材影视剧发展的角度。互文是乡土题材影视剧实现当代化的重要手段,通过互文,乡土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得以重塑,乡土记忆得以再造,现实主义也获得重构。将乡土题材影视剧置于互文视域下,可以发掘其在推动社会进步、延续乡土人情、传递中国幸福观等层面所具有的重要的社会意义。

乡土文化与法治文明碰撞下农村现实题材剧的创新表达——以《幸福到万家》为例

在新时代法治语境下,农村现实题材剧实现了从过去一味强调物质生活改善到追求精神文明、崇尚法治的突破。《幸福到万家》以法治为主线,聚焦女性励志成长,通过在题材样式、人物塑造、叙事特点、价值导向等方面进行创新表达,以小见大,展现了乡村振兴美丽图景,也为相关题材电视剧叙事创新提供了样本。

从《幸福到万家》看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女性书写

近年来,我国乡村题材电视剧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被赋予了更多时代内涵和价值内核。作为新时代的乡村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不仅讲述了“农村由穷变富”,更关注“富了之后怎么办”。并且,故事以新时代乡村女性何幸福的成长为主线,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之下,破万家庄之沉疴旧习,普及新风、新观念,以个人力量影响乡村,实现自身、家人和村庄的共同成长。该剧在塑造女性力量、呈现乡村文明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呈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全方位展现万家庄在法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侧写乡村振兴的深层次主题。

由蒙昧到觉醒:从《幸福到万家》看农民法治意识的转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快推进农村法治现代化。农民法治意识的强弱是评判法治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农村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从农民重礼、无讼、轻法的蒙昧,到法治意识的萌芽与礼俗、利益的冲突,再到法治与礼俗实现对话、法治意识的觉醒,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法治意识的转变。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民主体法治意识的培育,使法治内化为法治意识、外化为法治行为。

从《幸福到万家》看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的艺术探索与现实观照

在乡村振兴这一时代语境下,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以现代乡村女性励志成长与乡村振兴发展为双重主线,直面现代乡村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以充满烟火气的叙事视角,勾勒出现代乡村建设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法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生动图景。该剧以细腻而有力度的笔触和平民视角切入,用多元叙事模式进行创新探索,传达了“幸福是靠奋斗来获得”的主题,为当代新农村题材影视作品提供可资借鉴的创作路径。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通识课程课外实践教学改革多元化探索——以《幸福课》课程为例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育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传统的课内授课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高校学生对知识获取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需求。因此,将课外实践教学引入通识课程的教学中,成为了高校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本研究以《幸福课》课程为例,探讨高校通识课程课外实践教学改革的多元化探索。《幸福课》课程的实践教学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包括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志愿服务、文化体验等,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通过课外实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希望通过《幸福课》课程探究为样本推动高校通识课程课外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

“反激”的对流:《幸福的家庭》、《理想的伴侣》比较论

鲁迅《幸福的家庭》作为对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的拟写给当时相当年青的许钦文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和提升。但平心而论,《理想的伴侣》中也确有其可观之处,从而形成了二者的"反激"的对流,这两篇小说中的对流、交叉、契合与差异,无论在叙事技艺上,还是在意义营造上都有值得重新探究之处。

从电影《幸福终点站》看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

电影《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是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2004年推出的一部作品,本文通过影片的故事情节,讨论主人公维克多.纳沃斯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滞留期间发生的变化,分析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的几个阶段,即蜜月期、敌对期、恢复期和适应期。

被翻译的“内心独白”——鲁迅、曼殊斐儿与《幸福的家庭》的文体协商

《幸福的家庭》是《彷徨》中一篇风格独特的作品,它不仅拟仿了许钦文《理想的伴侣》,也与1923年徐志摩翻译的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今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一个理想的家庭》,在反讽主题和小说技法上颇具可比性。《一个理想的家庭》原刊《小说月报》第14卷第5号,是第一篇译介到中国的曼斯菲尔德小说。将《幸福的家庭》置于曼斯菲尔德小说的延长线上来阅读,有助于重新理解这篇小说的文体创新及其意义。鲁迅在此开创的主人公独白与叙述者叙述的穿插叙事,可谓对曼斯菲尔德小说中大量使用的内心独白(自由间接引语)的创造性"翻译"和文体协商,它预示了《伤逝》中更为复杂却更为自由的反讽叙事的登场。

“室内作者”与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以鲁迅《幸福的家庭》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幸福的家庭》为讨论对象,探讨了20年代新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室内作者"形象,即一个苦闷的青年作者,处在幽闭的室内,挣扎于文字之中,想要完成一次创作,而写作的进程往往伴随着焦灼、怀疑和挫败,最终或"硬写而不能",或背离了初衷。这一形象之所以多见,无疑与文学青年群体的社会境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普遍的"硬写"焦虑,也发生于20年代新文学消费与再生产的封闭循环中,初期新文学内在的危机也就暗含在其中。

析曼斯菲尔德《幸福》的反讽艺术

文章运用反讽理论分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其经典短篇小说《幸福》中描写主要人物和主题事件两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情境反讽艺术。反讽不仅使《幸福》主要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而且深化了女主人公幸福感骤然幻灭的主题,体现了曼斯菲尔德精湛的写作技巧。

《幸福的家庭》:“显示出灵魂的深”

《幸福的家庭》作于1924年2月18日,发表于同年3月1日上海《妇女杂志》,鲁迅特意在篇名下标明＂拟许钦文＂,还在篇末有如是说明：＂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过单是这样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来,又适值没有别的事,于是就这样的写下来了。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

“幸福”如何变为一种权利?——透过《幸福的历史》的分析

追求并拥有幸福,如同追求自由、平等一样,是世界各国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幸福权的形成,却不是一以贯之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幸福"有着不同的面相,自古希腊以降,历经数千年不断的观念转换,最终形成了幸福是一种权利的观念。幸福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与人的个体性有关,因此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幸福权。在中国语境中,幸福权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根基和历史沉淀。

叙事的寓言化与纪录性——《幸福的拉扎罗》解读

《幸福的拉扎罗》是意大利80后女导演爱丽丝·洛瓦赫继《圣体》《奇迹》后的第三部剧情片,它延续了导演之前的影像风格,采用胶片拍摄,画面粗糙,颗粒感强,有强烈的纪录性,具有鲜明的作者电影风格。《幸福的拉扎罗》采用寓言化的叙事方式和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对现实生活进行解构,折射出导演对社会、阶级、成长、人性的反思。21世纪电影胶片慢慢被数字技术取代,观众已经习惯了数码技术制造的视听奇观,《幸福的拉扎罗》以其独特的艺术性获得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关注。

《幸福》:游离于地狱与天堂之间的澳大利亚人

彼得·凯里的处女作《幸福》是一部现代寓言小说,它通过描写主人公哈里.乔伊死后重生的生活变迁和内心蜕变,反映了现代人的家庭危机和精神追求。乔伊游离于地狱与天堂之间的内心矛盾,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和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文化既爱又恨的民族心理。本文结合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和心理分析文论,揭示小说所蕴含的解构城市神话、建构文化身份的政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