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广志绎》所见民族接触现象解析

明人王士性一度在西南诸省任职,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在其史料笔记《广志绎》中可以看出。梳理《广志绎》的相关史实,从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揭示该书所反映的明代西南地区民族接触的真实情况:不同地区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不一;政治政策、经济贸易等是推动民族接触的积极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则有可能阻碍民族接触;民族接触对语言词汇、习俗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既可以凸显史料笔记在民族接触研究上的价值,也可以为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语料。

从王士性的《广志绎》看明代广西地区开发的差异

王士性的《广志绎》记录了西南地区珍贵的史地资料,书中关注了广西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从地形交通、统治方式、移民、人口比例、习俗融合五个方面作了记录,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广西桂东与桂西地区民族关系交流程度的不一,还使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影响到了今天广西的地区发展的差异。

论《广志绎》中的旅游思想

王士性是我国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他一生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的著作《广志绎》成为其旅游活动的真实记录。纵观全书,《广志绎》中有着极为可贵的旅游思想,其中特别对当时的旅游资源做了详细的介绍。仅以西安的介绍为例,就有关于自然景观、文人名士、名胜古迹、交通等情况的详细介绍。《广志绎》介绍了人文旅游资源以及其他一些在旅游活动中喜闻乐见、特别吸引游客的内容。王士性可以说是我国旅游文献创作者的先驱之一。

从《广志绎》看晚明地理学发展的新气象

我国古代史学之繁荣可谓是溢彩流光、历劫不磨、久而弥新。而古地理学则暗淡无光,长期中作为历史学的附庸,模式上始终没有太大的更新,只是在旧有的框架下缓缓前行而默默无闻。伴随着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控制的减弱、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西方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的开辟,传教士泛海东来,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到中国,才使晚明地理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万历时王士性的《广志绎》,正是地理学发展新气象的代表之作。

王士性《广志绎》对明代科技事象的考究

王士性《广志绎》一书中对明代我国科技事象进行了详尽的考究。从科技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王士性对这些事象所做的考究绝大多数是有价值的,形成的独到见解有不少甚至是科学的超前的,为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从《广志绎》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问题

《汉语大词典》一些条目中仍存在书证滞后、孤证等问题,这不利于词语溯源工作。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是一部篇幅短小的笔记,书中训诂资料不少,语料价值高。但人们多从地理、历史、文献等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却很少关注该书的语料价值。因此文章以该书为语料,试着为《汉语大词典》中41条词语或义项的书证作订补,这些词条或义项均存在滞后或孤证的问题,以此希望为该辞书的修订及词语溯源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从王士性《广志绎》管窥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

通过对《广志绎》关于浙东宁、绍、台、温地区海洋渔业经济记载的分析可知,这些地区的海洋渔业经济相当发达,对当代渔民的生活水平和价值观都有重要影响。海洋渔业经济是一种不同于陆地农耕经济的经济类型,从事渔业比从事农业风险要大得多,而且远比农业复杂得多。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与商品经济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海洋经济已高度的商品化了。海洋渔业经济中也存在着封建关系,并蕴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势力之家(船主)在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没有或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贫民则处于从属地位。

从《广志绎》看王士性对于山东海防的思考

山东半岛扼渤海而屏京师,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受万历朝鲜战争的影响,王士性认为当时山东的海防形势岌岌可危,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应该重视朝鲜半岛的作用,在海防政策的制订中要考虑到它的特殊性,反对刻舟求剑式的边备政策。其中某些观点具有相当的独创性和前瞻性,并对今天我国的海防现实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王士性及其《广志绎》

有明一代曾出现过两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和王士性。关于徐霞客，自本世纪20年代末丁文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并倡导对其研究后，社会各界对其高度重视，以至一旦论及明代的地理学，即言必称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确，徐霞客以毕生的精力，开创了我国地理学系统观察自然、描述地理环境的新方向，

王士性及其《广志绎》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1546-1598)系浙江临海人.著有《五岳游草》、《广志绎》.《广志绎》五卷,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理学书籍.此书是王士性晚年之作,写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他继《五岳游草》、《广游志》以后追述往事,以补未及的最后一部著作.也就是说,这是王志性对自已一生所见所闻的系统、全面的综述.因为他自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出任确山知县以后,20年来,辗转东西南北,除福建外,足迹已遍及全国,加上他不耻下问,博闻强记,因此,很快就完成了此书.他在“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余已遍海内五岳与其所辖之名山大川而游,得文与诗若干篇记之矣,所不尽于记者,则为广游志二卷,以附于说家者流.兹病而倦游,追忆行踪,复有不尽于志者,则又为广志而绎之,前后共六卷.……余言否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敢自附于近代作者之习乎哉?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猥以辑云尔矣.万历丁酉中秋日,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恒叔识.”由于书稿写成后还来不及刊行,就于次年卒于任上.当时仅是刻写本。

浅析《广志绎》中所见有关云南的若干问题

《广志绎》是明代王士性晚年对自己游览山川经历的一次集大成之作。在这部著作中,王士性对西南地区的人文山川做了相当系统的描绘。对于《广志绎》,我们应该对其在人文旅游方面的价值重新予以重视。

论王士性《广志绎》内容编排的独特性

王士性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诗人,在其诸多成就中,其人文地理学造诣是最高的,其成就可与其同时的徐霞客、宋应星比肩,但因种种原因竟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达400年之久。历史究竟是公平的,400年后的今天他获得了应有地位,其影响也在与日俱增。王士性遍游当时两京十二省(除福建省外),其做官地点前后顺序变化与其在《广志绎》内容编排上并不一致。这种编排具有独特性,其原因有四:一、政治因素;二、王泽教化先后顺序;三、经济发展水平;四、文化发达程度。

《广志绎》中的明代云南人文地理与自然风貌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凭借着在云南澜沧卫任官期间的游历作成的《广志绎》卷五“西南卷”中有关明代云南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细致描写,不仅为探究明代云南的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从第一视角展现了明人对于地理的认知以及对于开发云南的见解,对现在的云南开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广志绎》是一本堪比《清明上河图》的奇书

《广志绎》是一本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作者王士性,明代浙江临海人（浙江台州）。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一生也没做太大的官,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掌管明朝的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方面业务。虽然王士性其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写的一些书,使得他在数百年后为今人所关注。

明代旅游文化初识

明代的旅游文化大致可概括为:从洪武至正德时期(1368—1506)的明朝初年,政府对人口流动严密控制,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四民各有定业,各安其分,禁止游隋.在这种状况下,除了士大夫中还有零星的寻花问柳者之外,其他的百姓大都被自己的职业束缚着,以致与旅游无缘.自中期以后,因朝廷宦官擅权,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得士大夫渐渐疏于政事,开始徜徉于山水之间,以弥补政治失意所带来的痛苦.同时,由于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村人口逐渐分化,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市民的一部分,从而有了更多的可供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而滞留在乡村的农民,由于封建束缚的逐渐松懈,同样可借助民间的节日,外出或在附近旅游,这样大众化的旅游渐成一时风气.

《楚书》研究三题

由于书名和内容都与“楚”有关,署名“明陶晋英撰”的《楚书》自明末“问世”以来就被看作是一部记录楚地山水、历史、物产、风俗的地理类著作。一些重要的丛书也先后将其收录,从而形成了《楚书》的多种版本。但它却是一部内容完全摘抄自明代王士性《广志绎》的伪书。

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王士性,字恒叔,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生于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性喜游历,为诸生时已游杭州及越中山水。万历五年(1571)成进士,此后相继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做官,在来往这些地方时又经过除福建以外的所有其他省份,所以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纪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对所游历和考察的对象加以理论思维,相继写出了《广游志》和《广志绎》两部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上述三书所体现出来的地理学思想和保存下来的宝贵的地理资料。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向是我国的鱼、盐主要产地。明清时期,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使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空前加剧,大量的百姓处于无地可耕的严峻状态之中,因而被逼纷纷下海谋生,他们“以海为田”、“藉海为活”,“以海为田,以鱼为粮”,千方百计开发海洋资源解决耕地不足的矛盾。清人王步青《种蚶诗》

王士性研究三题

王士性研究三题徐建春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台湾《历史月刊》发表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题为《浙江一学者认为王士性是同徐霞客一样》，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王立性还以地理环境为主要指标，将浙江东部地区划分为泽国文化、山谷文化和海滨文化。这样的划分在当时世界上是...

“文”“物”相映之二——明代首饰中的“万寿”、“摩利支天”、“毛女”

明代是商业发达百工争胜的时代，尤以江南地区为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一节说道，“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肇悦。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袁宏道与人书日：“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今吴已饶之矣，洋洋乎固大国之风哉”。又论时尚日，“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其事皆始于吴中，猥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①。这是来自士大夫一端的论议。明成化《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道文贵寒食游春，“一路行程都莫昌（唱），来到溪州一座城。看见城中多富贵，奢华富贵罕曾闻。珍珠铺对金银铺，茶坊相对酒坊门。茶坊尽接三山客，酒店邀迎四海宾。东市接连西市去，南街歌唱北街听。官人马上心欢喜，尽是经商买卖人”②。此为包公断案故事，但于都城景象的一番形容，总还是缘自说唱者的当代经验。如此风气之下，首饰的设计与制作，自有充分的文化资源，而更可争奇斗艳。皇室贵胄、缙绅巨富不论，即便中产之家甚至更下者，婚丧嫁娶也少不得金银头面一两副。至于首饰的样式与风格，则因为发髻有了一顶金丝编银丝编的鬏髻为支撑，簪首尺寸大一点便也无妨，于是簪钗类型和装饰手段可以更丰富，纹样布置可以更复杂，元代簪钗装饰尚只是缩微的花鸟图、人物画，明代却可以妆成一个袖珍的舞台扮演连台本戏，更不必说紫蝶黄蜂、花须柳眼尽做成鬓边春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