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庄子·天下》篇成文于西汉说质疑

《庄子·天下》篇是一份重要的学术史资料,历代对它讨论颇多,不少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确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最近,李叔华同志在其所撰《〈庄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书年代新探》(载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前人的某些观点,明确提出《庄子·天下》篇“其具体写作时代在西汉文、景之际”,还认为:“《天下篇》首开尊儒之风,并希望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来统一思想.”综观《新探》全文,所可商榷之处甚多,现只就其关于《庄子·天下》篇成文年代的论述提出质疑,以申管见.

《庄子·天下》首章释义

庄子对古今学术的体认主要出现在《天下》篇首章中。围绕古今学术的不同,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围绕"今之方术"与"古之道术"的不同,总论古今学术之大端,以界定"古之道术"的基本内涵;二是结合七品人格对"古之道术"的不同领会,以阐明"古之道术"的理想形态;三是从古今学术流变的历史视域出发,揭示"古之道术"的异化现实,并以此展开对当时学术状况的批判。这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与广博。

试探《庄子·天下》之“内圣外王”思想

《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即远古理想社会所存在的"道",原"一"。其不仅直接阐述了此道,且在评论中也透露出何为"内圣外王"之道,因为他是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最高评价标准。由此,即可解释结尾处为何出现"惠施"部分。

《庄子·天下》道术与方术考

单纯从学理上去阐述"道术"与"方术"的内涵,会与《庄子·天下》文本产生诸多的矛盾冲突,其实"道术"与"方术"主要是学术分期的概念,《庄子·天下》作者根据他所接触的古代文献和思想史材料总结提出了这一创造性见解,而且在这一学术分期的背后实际上对应着思想史的真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这一学术分期的提出并不是《庄子·天下》作者的凭空杜撰。《庄子·天下》实乃我国先秦学术史上当之无愧的一篇极重要的珍贵文献。

英译本《庄子·天下》“内圣外王”诠释探微——以汪榕培译本为例

《庄子·天下》篇首次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主要学术流派的历史渊源和主要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评论,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一篇学术史论著。著名的"内圣外王"理念在《庄子·天下》篇中第一次提出,被世人不断诠释,对中国哲学以至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先秦哲学的重要议题,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由状态,对于世俗社会中的个人修行则是实现内圣外王的目标。"内圣外王"理念的英译诠释,是向世界呈现中国先秦重要哲学理念以及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窗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该文以著名翻译家汪榕培的英译本为例,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角度探析其对《庄子·天下》篇中"神明"、"圣王"以及"内圣外王"思想的英译诠释,以期对中国哲学典籍尤其是学术史典籍的英译诠释研究有所补充。经典文本在不同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的诠释都会带有相应的时代背景烙印,但任何一种诠释都是原文的一种存在,是经典文本的生命得以延续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不一定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期待该文对当代生命哲学研究和个人修身养性带来新的启示。

《庄子·天下》篇作者与写作年代考

《庄子·天下》篇文本给出了我们四条基本的内证线索,据此可初步判断《天下篇》应写作于战国晚期,约成篇于荀子稷下讲学之后与《吕氏春秋》成书之前即公元前265—前239年之间。《天下》非庄子自作,其作者是一位"外道内儒"的庄子后学。一方面《天下》作者保留着庄子后学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已深入其骨髓。

《庄子·天下》篇“道术”概念析义

道生一,一即神明。神降明出,神、明交,既造化世间万物万象,又落实为人的内在精神。人的内在精神随顺、因循作为源头的道的自然之然,见证于外在行为和事功:其整个过程就形成为沟通"内圣"与"外王"的道术。作为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贯彻落实过程,道术不是讨论如何求道、得道的宗教实践或境界工夫,而是研究以道为开端,怎样循道、运道于行事的实践方法或实践路径,不可把"道"视作趋向的目标或境界以对象化方式去寻求。道教史上"依道术而致神仙"的教义可能悖离了《庄子》思想本意。

论《庄子·天下》篇的道、道术与方术

不少学者认为《庄子·天下》篇"道术"是一种把握宇宙人生的学问,或者是研究怎样实现人的精神超越境界的方法,即往往把"道术"当作探索"求道""得道"的某种方法途径来理解。审慎地考察,我们会发现"道术"属于以"道"之精神境界为宗旨,用"道"来指引社会人生因循自然、顺应天然的应用研究。"道术"应当是讨论"化道"之用的"用道之法",而不可能是"求道之术""得道之法";与之相应,"方术"则因为天下之人"各为所欲焉而以自为方"导致忽略甚至背弃"道"的精神价值。

是“圣王”还是“内外”?——从《庄子·天下》看“内圣外王”的原始意蕴

本文用"以庄解庄"的方式,回到《庄子·天下》篇原文来解析"内圣外王"的原始意涵,认为:从前后文的具体语境和内容来看,在《庄子·天下》篇中,"内圣外王"谈的主要是"内"与"外"的问题,而不是平常所理解的"圣"与"王"的问题。

庄、荀批评诸子之标准考辨——以《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为例

庄子学派对早期诸子学派的批评比较中肯,其批评标准大多"以道为绳";而《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诸子的言辞则相对激烈,其标准大多"以礼为衡"。这种"以道为绳"或"以礼为衡"的标准是庄、荀批评诸子的内在依据;二者的批评态度是其外在表现。究其实,二者的批评标准源于他们所追慕的理想人格。

论《庄子·天下》对诸子的学术批评——以“天下”、“内圣外王”、“道术”为关键词

《庄子·天下》对于诸子的学术批评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论文尝试以"天下"、"内圣外王"、"道术"作为理解《庄子·天下》的核心关键词,通过对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考察,认为《天下》中提出的"天下"是诸子立论的学术对象,"内圣外王"是诸子努力实践自身学术的途径,"道术"是衡量诸子学术价值的标准。指出《天下》中对惠施的批评内容绝非误入,进而对该篇整体的学术批评的论述风格加以评析。

论先秦诸子的诸子观——以《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为例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发展。自《庄子·天下》始,诸子之间开始互相评价,促进了各家学说的交流和发展,更有利于后代学者对各家源流作分辨。《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先秦诸子评价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分析三篇作品的文本与异同,发现诸子各家的评价都是为宣扬自家的学说而进行评价。虽然方法和观点有诸多不同,但是产生了相同的文学价值。

道术将裂,天下何为——浅析《庄子·天下》之天下视域中的道术与方术

本文论述了《庄子·天下》之天下视域中的道术与方术，认为无论《天下》之身家背景如何，它的存在性都体现了古人曾经拥有的那种致力于在全局观照内解决问题的卓越思路。

《庄子·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考辨

《庄子·天下》篇是先秦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学界对其作者及成文年代看法不一。今本《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及成文年代需以“惠施多方”章为界一分为二进行考察。“惠施多方”以上诸章为庄子后学所作,其称赞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成文年代在战国晚期。“惠施多方”章极有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且是已散逸的《庄子·惠施》篇。通过对《庄子·天下》篇作者及成文年代的考辨,能够管窥先秦古书形成过程的历时性和复杂性,为研究先秦古书篇章的形成、流变乃至思想演化提供参考的视角和自觉的方法意识。

道术之为天下裂--从《庄子·天下》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之变

从《庄子·天下》篇出发,本文从道术本同论及道术之变,探讨了在百家争鸣中体现出的整体学术变化倾向,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一些时代和地域特征,并提出将道术范围限制在学术架构,从而从不同角度分析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学术嬗变和彼此的关联。

从《庄子·天下》谈诸子对“百家争鸣”现象的批判

“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然而,诸子百家自身对于“百家争鸣”局面一直抱有批判态度。《庄子·天下》是典型的战国时期学术批判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诸子对各家思想与天下社会及其发展思考的普遍性,其提出反对争鸣观点也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战国时期的学术自由氛围是由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它不同于同一时期古希腊学派林立的状况,应正确看待诸子观点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读《庄子·天下》篇

《庄子·天下》评述了先秦各家学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史。作者从道术和方术的角度,对包括墨家、儒家、法家和名家在内的各家学说进行了评价,认为它们的学说都属于道术一端的"方术","寡能备于天地之美"。作者认为道家学说最能体现道的普遍性与整体性,道家思想能代表真正的道术,是"内圣外王"之道。

道在术中：《庄子·天下》道术分离之困境及其化解

《庄子·天下》对于先秦学术史的分疏乃是基于道、术分离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然而这个道、术分离的判断依然是一个需要被追问的话题。实际上道、术的对举乃是道术与方术的对举,而道术与方术的对举是"以物观之"的态度,此态度并不透彻。由此导致《庄子·天下》中存在道术为一,却又分离的困境。更为透彻的观念是以道观之。如"以道观之",则道术与方术并不存在对举现象,"以道观之",道、术为一,道在术中,对于学术史的梳理应当回到"以道观之"的观念,如此《庄子·天下》中所存困境即可化解。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与《庄子·天下篇》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与《庄子·天下篇》有内在关联,他既从中寻找到研究先秦哲学的"支点",同时在"道术"与"方术"之辩的基础上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和方法。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人们全面把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多维源头,为当下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