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接受视角下《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策略研究——基于海外读者问卷调查的分析

《庄子》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其海外传播现状对我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译入语受众线上问卷调查发掘《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结果显示,《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存在主体职责不清、传播内容缺乏本土适应性、传播渠道相对较少和传播定位不够精准等问题。鉴于此传播现状,可以通过明确传播主体职责、优化传播主体格局,优化传播内容、提升本土适应性,运用现代化媒介、拓宽传播渠道,采取针对性策略、顺应读者心理等传播策略提升我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效果。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庄子》英译本对比研究——以林语堂和华兹生译本为例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入手,介绍生态翻译学背景、相关认知以及主要理论。从生态翻译环境、适应与选择理论以及三维转换理论对比林语堂和华兹生的《庄子》英译本,总结出《庄子》英译本中对生态翻译学的具体体现、应用和可取经验,为典籍英译实现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提供借鉴。同时,从不足之处找寻重译典籍的突破口,以促进生态翻译学与典籍英译共同充实和发展。

白璧之微瑕:《庄子》英译本正误辨

本文以理雅各、林语堂和汪榕培三译者的《庄子》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根据阐释学的翻译理论,以语言为视角,从词汇层面,对三译本尤其是理氏译本中的误译进行剖析并修正。这些误译要么因为只理解词的字面意义,要么因为不谙通假字,要么由于一词多义而取义不当等引起。

文化自信视域下林语堂《庄子》英译本研究

文化自信指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其本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以及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基于此,以林语堂英译《庄子》为例,分析其译本所表达的翻译理念与文化观念,最终总结出能够利于文化保真及跨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

模仿性还原翻译及其他——冯友兰《庄子》英译本序译后杂记

一经常做英译汉工作的译者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即把英美汉学家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又还原为汉语。前两年我翻译英国学人卢伯克的《生命之乐》(The Pleasures of Life,1890)和《生命之用》(The Use of Life,1895)二书,就处理了书中引用的不少中国谚语、俗语和“子曰”。

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探析

1881年,巴尔福的《庄子》英译本出版。是为《庄子》的首个英文译本。本文拟对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进行概述与评析,归纳译者处理人名时的翻译策略。

从《庄子》英译海外评价看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

由国内翻译出版并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化典籍逐渐增多,但不少学者认为这些译本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庄子》国内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的客观数据,从一定程度上修正学者观点。笔者关于国外读者对《庄子》国内外英译本的评价调查表明,翻译质量、译者声誉、装帧设计、译本特色与权威译评对《庄子》的海外传播有重要影响。文章还指出《庄子》英译对改善中国典籍外译传播效果的启示。

冯友兰英译《庄子》之义理源流——以《逍遥游》为例

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译本。也是第一部强调庄子哲学的译本。该译本的主要特点是在英译《庄子》原文后,译有相应的郭象注,并有译者自注。考察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译本并没有区分庄子和郭象的哲学思想,没有着意分析庄子哲学与郭象的《庄子注》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而是以郭象的注解为基础去理解庄子哲学的。英译本的多处表达更接近郭象义理。郭象注的先入为主,影响到冯友兰对庄周原作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字句取自庄周,而义理却承袭于郭象。

《道家经典<庄子〉》英译本序

[1]庄子著述,坊间已有数种英译本刊行。我为何还要新添一种呢?[2]欲答此问,或需说明二因。首先,一种译本只是一种阐释,或一种注解。就已有的数种《庄子》英译本而言,若从文学角度或语言角度视之,诸本或皆堪称佳作且读之有益。

斯坦纳阐释学翻译模式关照下的三个《庄子》译本的比较研究

《庄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而其英译问题同样值得重视。本文利用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模式,分别从信任,侵入,吸收与平衡这三大步骤对汪榕培,冯友兰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梅恒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他们不同的翻译特色,指出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作出了一些关于翻译的阐释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