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动”转向的剧场可能——以《开心的日子》为样本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领域经历了一次跨学科的“情动”转向。欧美剧场理论与实践在最近几十年对“剧场性”与观演关系的思考有诸多隐秘而巧妙的共振之处。“情动”转向与戏剧的剧场性之间具有对话的可能,现当代剧场观演关系可以被认为处于“情动—情感”交织的阈限处。贝克特的戏剧《开心的日子》于1979年在伦敦的演出作为一个案例,展现了剧场如何在文本—表演生成过程中,表达“再现”的裂缝中流露的“次要情动—情感”,从而对以“再现”为模式的戏剧叙述提出批评。这一类“情动—情感”呈现的微妙强度与针对“情动”转向规避当下公共危机的批评形成对话,从而探索剧场与“情动”构建“人类纪”后危机时伦理—政治前景的开放性可能。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开心的日子》

二战以后,西方文学把注意力置于人类荒诞的生存环境,以及于此环境下滋生的扭曲灵魂。于此背景下,亲历多次战争的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凭借强有力的戏剧作品在文学史中发声。除去使贝克特声名大噪的《等待戈多》,诸如《开心的日子》等优秀戏剧作品折射着贝克特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叩问。文章从精神分析视角对贝克特戏剧《开心的日子》进行剖析,以拉康的真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以及镜像理论对温妮、威利二人进行解读,试图寻找温妮象征界坚守、威利退化沉沦后重返象征界背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