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味”与“识人”的“世相”生成——《异秉》的叙事流变与汪曾祺的文体意识

以往对汪曾祺《异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1980年发表的重写后的文本在内容上对1940年初作版本的继承与变化,然而实际上这一重写首先是由结构上的自我扬弃所铺就的。作为他在1980年代的复出之作,《异秉》从层级叙事结构向“涣散”的“叙事流”写作的流变是其重新审视了文学如何介入世界与人生这一根本性命题后的结果。其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语言与文体意识。语言作为自为的目的,形成叙事意识对意义表达的反刍。汪曾祺在1980年代的“惊艳”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他对小说理念的革新。他的“与众不同”不仅是叙事对象的抒情复归,亦是文体意识的内在突破。《异秉》重写之文体风格的变化反映了他由回忆感受所进行的文本重塑,由此见得他从写作实验到生命写作的历变过程。

悲悯与宽容——汪曾祺改写《职业》和《异秉》体现出的人生关怀

汪曾祺先后改写了《职业》和《异秉》,两文前后期情节处理的变化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对人生苦难本质的认识与悲悯人世的宽厚情怀。

汪曾祺两篇《异秉》人物处理技巧的比较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用同一题材分别创作了两篇《异秉》,其中的人物处理技巧有着很大的差别,围绕着沈从文先生"要贴到人物"这句话,分析研究汪曾祺不同时段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区别,以此来加深对汪曾祺作品的理解。

江南士风的传承——从《异秉》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质

汪曾祺1980年重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异秉》具有鲜明的江南士风特质。主要表现:运用淡墨简笔式的勾勒刻画人物,采用景与色的融合渲染描写景观,使文本呈现和谐诗意、鲜活灵动的艺术效果;侧重真情真性的民间书写,表现对自然人性的美好追求;淡化情节矛盾,控制自我情感,体现作家对“中和”之美的追求。

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

汪曾祺写过《〈职业〉自赏》,其中提到:"有不少人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几篇?’这倒很难回答!。只能老实说:大部分都比较满意。‘哪一篇最满意?’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经历了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转变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语化风格。《异秉》作为汪曾祺1980年代重写1940年代旧作的一个篇目,极为清晰地呈现了这种转变。但既往的研究并未明确考察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通过比较《异秉》重写前后的文本差异,并且从"向群众学习"这一思想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效果,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角度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对汪曾祺重写《异秉》及其在整个1980年代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重视语言的群众性、善于以具体化的描写塑造典型等。因此,有必要把汪曾祺放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环境中,重新探索那个年代和汪曾祺之间的关联。

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

汪曾祺以小说家的身份复出后,故乡记忆就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资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是如此。中断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所以,1980年,在汪曾祺小说创作生涯中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改写本身,而在于强调:在1980年,汪曾祺以连续性的对旧作重写和改写的方式,激活了对故乡的记忆,于是,此后的几年,便有了取材于故乡记忆的小说井喷式的问世;于是,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经常性资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写着高邮,写着故乡。

局促,或从容的小说——也谈两个版本的《职业》《异秉》

读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仿佛在咀嚼一片涩口的面包,有点滋味,但很难说清楚是种什么味道。整体看来,这批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模仿、借鉴或探索的试笔成分,不能说毫无创制,但终究欠缺了些独属于汪曾祺的风格化、原创性特质。与其说是有规划、有目标的小说创作,毋宁说是汪曾祺早年的阅读积累与日常观察的文学反映。这种反映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既有《复仇》这样的现代派意识流小说,也有像《河上》一样清新、抒情的沈从文式的作品。

论汪曾祺小说中民间日常的诗与俗——以《异秉》为例

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特性、文化内涵、精神指向往往渗透在他对民间日常的细致描摹中。日常的表象下寄寓着他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及对民间生活的热爱。汪曾祺的小说在人间烟火气中显示出细腻冲淡的文化特质,同时他笔下的日常也达到了诗与俗的高度统一。

汪曾祺同题小说《异秉》的不同文本研究

汪曾祺曾以《异秉》为题写过两篇小说,第二篇《异秉》并非是对第一篇的修改或完善,而是彻底重写。文章对不同时期的《异秉》的两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其在内容、叙事手法和语言运用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后期写作的《异秉》艺术成就相对较高,这与汪曾祺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文学写作经验的逐渐丰富有着极大的关联。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没大没小”的 汪家家风

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佳作连连,《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大受读者青睐,虽如此,他的作品却始终游离于主流文学思潮之外。和孩子们聊天时,他老是被“挤兑”,这时他便嚷嚷道:“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戏谑道:“老头儿,你就别臭美了!”见大家没拿他当回事,汪曾祺便假装生气,但满脸却荡漾着笑意。虽然嘴上总是说自己将来要进文学史,汪曾祺实际上也没把这话当回事,依然马马虎虎过日子,稿子从不留底,寄出去就落在刊物手里,信也随写随寄,所以家里基本上没有手稿。等后来有了复印机,妻子才开始帮他复印留下一些底稿,但是数量很少。

汪曾祺:未被时代扭曲的人

有些小说家的作品,值得反复读,读上半辈子也不嫌腻,渐成生活的一部分。于我而言,汪曾祺的短篇,属于这种陪伴。最早读汪曾祺,是在二十多年前,中学语文读本里选有《异秉》。语文读本不属考试范围,老师不讲,便当课外书看。记住《异秉》,是因为标题。何为“异秉”?我边读边纳闷,和小说里的王二一样稀里糊涂,读至结尾,方知乃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王二的异秉,是“大小解分清”。

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记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分歧不断扩大的秩序中,汪曾祺是少数几位差不多被"经典化"的作家之一。汪曾祺百年诞辰之前,《汪曾祺全集》《汪曾祺别集》的出版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都将离开我们二十余年的这位先生建构成"传说"一般的人物。一位当代作家大半生处于寂寞,因《受戒》《大淖记事》和重写的《异秉》而声誉鹊起,辞世后影响力在相当范围内持续不减,这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跟着汪曾祺寻味高邮

食剩有语盐水鹅、卤猪头、卤牛肉、卤大肠等摆了一溜,蒲包肉也是标配,摊主的神态让我想起《异秉》里的王二。上世纪80年代初,读到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和散文,那些优美的文字与伤感的故事犹如在我的头顶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看见了明亮而美丽的星河,同时也知道了他对故乡高邮的至深感情,故乡风物时时在他心头萦绕。

“外号”与“取外号”——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流变

通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汪曾祺全集》小说卷,留心的读者会发现,自1980年《塞下人物记·乡下的阿基米德》出现"外号"二字之后,它们在汪曾祺后续小说创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据笔者统计,共有如下25篇出现"外号":《塞下人物记》《异秉》(二)、《温暖与寂寞》《鸡毛》《徙》《皮凤三楦房子》《王四海的黄昏》《尾巴》《故乡三陈》《桥边小说三篇》《小学同学》《虎二题》《护秋》《尴尬》《黄开榜的一家》《小姨娘》《狗八蛋》《卖眼镜的宝应人》《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非往事》《兽医》《熟藕》《钓鱼巷》《唐门三杰》《当代野人系列三篇》。

小说创作的成熟与作家责任意识——以汪曾祺三次“重写”为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一个可爱又特别的存在。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带来了许多喜人的优秀作品。其中,如《异秉》《受戒》等文章,并非是20世纪80年代横空出世的产物。回顾汪曾祺的创作历程,他在20世纪80年代复出后对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进行“重写”的现象值得关注。

“挤兑”?“挤对”!

张达明的《"没大没小"的家风》,先后被《劳动午报》(2019年12月3日)、《山东青年》(2020年第5期)、《杂文选刊》(2020年第7期)刊载了。该文开头一段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佳作连连,《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大受读者青睐,虽如此,他的作品却始终游离于主流文学思潮之外,和孩子们聊天时,他老是被"挤兑",这时他便嚷嚷道:"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你好,汪曾祺先生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其中《大淖记事》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著有《人间草木》《逝水》《蒲桥集》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