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律吕正义》论朱载堉新说

朱载堉之"新法密率"何以至于落个"宣付史官以备稽考"的尴尬结局,远远没有起到它应有的历史作用,过去的说辞都把它归咎于当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传统封建士大夫对科学创新的无知、排斥甚至蔑视和摧残。但这种似是而非的遁词在今天显然不能使大多数律学史家及音乐史家感到心安理得。这一问题依然不时在报章杂志和各类学术论文当中被提出。集学究皇帝康熙至风流天子乾隆祖孙三代三十三年之功而成的一百二十卷巨制《御定律吕正义》中收录了一篇专论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十臆说问难",反映了清代官方学术界对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从中我们虽然不难领略到彼时的学风应该说还是严谨的,该文的分析也是认真透彻、有理有据的,但更让人不无感慨的体会则是,一项全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如果失去了历史文化、传统观念以及当代政治的支持,大概算得上是闭门造车了。而如果又是完全离经叛道的"新说",其结果成为令后人为之扼腕叹息的憾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势不可免的事了。

《律吕正义·续编》研究述评

《律吕正义·续编》是中国首部系统阐述西方音乐理论并出版发行的汉文作品。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编纂作者、与《律吕纂要》的关系以及音乐本体三方面。论文梳理《律吕正义·续编》的研究现状,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以期促进《律吕正义·续编》的深入研究。

从《律吕正义》的古琴律制看康熙十四律的实际运用

《律吕正义》管律把八度分为十四律和等距七声,不符合传统。其古琴律制,则按传统计算,琴律与十四律的对照表,看似混乱。我发现,如果把十四律其中三对相邻律吕,当作三对近似的音高,琴律对照表各调均成为传统七声。结果,虽称为十四律,其音阶属传统。这可能是宫廷乐师为使十四律能奏出传统旋律,而设计的对策,亦配合清宫律管的测音结果。

中国最早印行的西洋乐理《律吕正义》续篇的探讨

1982年,笔者曾在《音乐研究》发表一篇题为“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的文章,阐明西方音乐东传的历史渊源。但对于一些具体的详细内容,未能渗融进去。本文想继续谈谈《律吕正义》一书中所载西洋乐理的研究体会。 在“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一文中,曾经指出《律吕正义》一书,是康熙御定的“律历渊源”中的第三部著作,完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全书分上篇、下篇及续篇。续篇的总标题为“协韵度曲”。

也论“康熙十四律”

"管律"是和"弦律"相区别的一个律种,在实际运用时需要做"管口校正",而"康熙十四律"则是一种不做"管口校正"的律制,这种律制曾在清代的音乐实践中得到运用。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律制提出批评意见,笔者认为"康熙十四律"涉及到不少乐律学的本质问题,它在律学研究中有一定的价值,对它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以"康熙十四律"的原文为依据,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康熙十四律乃徐寿“律管试验”之滥觞与戴念祖先生商榷

律管研究是律学研究的难题．难就难在管口校正的验证上。本文除简述了律管研究的概况而外，还指出了徐寿律管试验所得出的“两支相差八度的同径管，其管长比为九比四”这一结论的来源，从而说明徐寿的“实验”乃是伪科学，并认为戴念祖对徐寿的推崇乃是欠妥当的。

《律吕纂要》及其与《律吕正义·续编》的关系

近人谈及西洋乐理之最初输入,大都言归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由康熙钦定成书的《律吕正义·续编》。而一部成书时间比《律吕正义·续编》更早、内容也更充实的《律吕纂要》,却很少为人提及。《律吕纂要》最初是由历史学家吴相湘先生于1936年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发现的。这一发现共有《律吕纂要》的汉文草抄本一册、汉文精抄本一册、满文抄本一册。当时吴先生曾撰文《律吕纂要跋》和《第一部中文西洋乐理书》

康熙与十四律

本文对肇始于康熙年间的＂十四律＂，从音乐实践应用的角度出发，多侧面地进行了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几点认识：（一）清制十四律的提出，并非康熙蓄意标新立异，而是康熙在音乐实践中发现并试图解释＂复还本音，不须隔八＂这一宫调问题而引发的；（二）十四律实为不加管口校正的管律，是基于一孔含双音的吹管乐器在实际应用中的一种乐律关系；（三）十四律实际是一种带有某种浮动性的复合律制，不是平均律；其乐学形态上的七声（音）关系属下徵调音阶．

避暑山庄的戏剧文化

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的产物.作为上层建筑的宫廷戏剧,在避暑山庄也曾留下了它光辉的一页.我们这里暂称其为"山庄戏剧文化".

"皇都无外"——皇帝巡幸时的完美乐章

清代宫廷音乐的规模已远不及盛唐,但清初统治者对宫廷音乐的重视却不亚于盛唐。载于《律吕正义后编》卷之六十"行幸乐三"的"皇都无外",就是一首华美而优雅的铙歌清乐,词和曲相融,表现完美图景,可以奏出完美乐章。

《律吕纂要》之研究

《律吕纂要》是清代康熙年间一部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著述,至今仍有稿本和抄本传世。本文讨论了该书的内容、成书年代和作者,指出《律吕纂要》介绍的是欧洲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的乐理基本知识,其成书应在1707年之前,很可能是在17世纪80年代末期,该书比《律吕正义·续编》更早地在中国传播了西方音乐理论,耶稣会士徐日升是其撰著者。

清代文献中所载吹管类乐器共用“掣音”之理研究

清代文献中记载了吹管类乐器所共用的“掣音”之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管律中“合黄钟者,为太簇之半律”,即同径管律倍半不相应的问题。文献对掣音原理的解释采用了“勾股定理”推论的方式,仍沿用了朱载堉的理论。但在具体乐器的指孔上予以了对应。文献中还说到管子更换大小哨即为“掣音”的情况。综合考量,掣音在乐人的音乐实践中是有运用的。所谓“掣音分”,即为减音分;“掣”表示这一层面的含义可以追溯至宋代。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以及对传统音乐活态的考察,当下民间乐人们提到气息之“顶”“撤”,后者很有可能就是掣音之“掣”;管子的“换哨”,即为历史上的“掣音”理论在当下的一种留存。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词调来源辨析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词调来源辨析郑祖襄一部历时数年，成书于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收录大量乐谱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在中国音乐史上堪称乐谱巨著。曹安和先生说它的材料来源，＂可以上溯唐宋，下至明清，包含千余年的历史遗产①＂。尤其是其中一百七十多...

康熙与十四律

康熙(玄烨)是清王朝的一位圣明君主。他推行着一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政策,不仅在文治武功上功勋卓著,而且对天文、数学、音乐以及其它科学都能亲身躬耕,敕撰了《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律吕正义》五卷(三部总书名《律历渊源》被编入《四库全书》),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本文仅就肇始于康熙年间的“十四律”,谈谈笔者研究的几点初步认识。

铜活字套印本《御制数理精蕴》

在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中,很多著作都专门论述过活字本和套印本,从较早的《书林清话》到近年来的一些著作,例如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钱存训先生的《纸和印刷》、魏隐儒先生的《中国古籍印刷史》

清代中国宫廷音乐简介

中国宫廷乐社一行十余人,不久前赴日本进行交流演出。他们携带宫廷乐曲和民间乐曲两大部分。我国电视音乐工作者对民间乐曲多半很熟悉,而对宫廷乐曲比较陌生。故在此刊载周润明先生所写的清代中国宫廷音乐简介一文,以飨读者。

满族音乐与时代文明──写在第二届中国满族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之际

满族音乐与时代文明———写在第二届中国满族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之际冯光钰第二届中国满族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满族音乐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收获和发展。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音乐学术研究是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每一...

康熙皇帝的音乐之声

康熙皇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开明和有作为的帝王。他不仅善于安邦治国,而且一生好学不倦,特别对音乐十分爱好,并有研究。 近代学者徐珂编写的《清稗类钞》中有《圣祖改订乐章声调》一文,据文中所记,清初,宫廷中所奏的“中和乐章”都是沿袭明代宫廷音乐的。后因“文体不雅”,康熙“命大学士陈廷敬等改撰。”然而“奏乐人未习声调,仍以长短句法凑合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