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模与楷木

与楷模:模范,典范,是指具有高尚品质、卓越成就,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值得人们学习、尊敬、传颂的先进人物,是世人学习的榜样。“楷模”一词由来已久,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中就有记载,“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唐朝姚思廉《梁书·庾肩吾》:“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南宋叶适《谢宰执登科》:“固无以动世俗之耳目,斯可以为治道之楷模。”

《后汉书》修订项目介绍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自幼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历任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秘书丞、尚书吏部郎等官职。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范晔因事触犯刘义康,贬为宣城太守,《后汉书》大约于此时开始撰写。元嘉二十二年(445),有人告发其参与孔熙先谋立刘义康为帝,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在范晔撰《后汉书》之前,已有多家东汉史著问世。范晔以《东观汉记》为蓝本,采撷众家之长,成一家之书。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政治书写与生命叙事——《汉书》《后汉书》赙赠书写的差异

两汉时期的赙赠作为丧葬的重要内容,备受史家关注。班固和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也对赙赠制度进行了记载。但是,二者的赙赠书写并不相同。班固的赙赠书写突出等级差异,强调封建秩序,显示了皇权对社会伦理的规范;范晔的赙赠书写凸显忠孝节义,强调儒家道德,呈现了人际间的社会交往。班固的赙赠书写是基于官方立场的政治书写,范晔的赙赠书写则是士人主体意识自觉的生命叙事,昭示了不同文化思潮中历史书写意识的不同面向。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红楼梦》“停机德”典故中的宝钗形象

《红楼梦》第五回以判词“可叹停机德”彰显宝钗的品德。“停机德”的典故出自《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停机断织、劝夫志学的故事。综合考察《后汉书·乐羊子妻传》全文,可以发现宝钗和乐羊子妻人物形象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关联:尊德重理,热衷劝诫教导;抑情事功,酿成婚姻悲剧;美德人设,反衬矛盾形象。同样自觉尊奉封建伦理道德的宝钗和乐羊子妻,都无法避免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从油毡到改性沥青卷材,不该忘记的那些名字

中国沥青基建筑防水卷材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展,至今,这一行业与世界同行相比已经处于前沿,这与我国业内同行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值此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让我们来做一个回顾,以纪念那些前辈和先进同仁的付出,记住他们的贡献!“沥青”这两个字,不像“石油”可以顾文而知义。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延境内有石油……”的记载,再早一点的《后汉书》有“石出泉水……其水有肥,燃极明,谓之石漆”的说辞。

带头大哥

汉末三国,英雄会聚。有想匡济天下的曹操,就有想改朝换代的袁绍。建宁四年(171年),26岁的袁绍终于脱下孝服,结束了匪夷所思的六年丧期,从家乡豫州汝南郡来到帝都洛阳,发起成立反宦官团体——帝国精英小密圈,张邈、许攸、伍琼、刘岱以及曹操等人相继加入。作为带头大哥,长得帅是必须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均夸奖袁绍“姿貌威容”。袁绍大哥不仅形象好、气质佳,还特别有钱。他出手阔绰,周济朋友,馈赠礼物,十分潇洒。相比帅气的外表和花不完的钱财,袁绍的家族背景最是羡煞他人。袁绍出身于东汉帝国中晚期最显赫的家族——汝南袁家。

《后汉书》李贤注中句法结构研究

《后汉书》李贤注是范晔《后汉书》传到今天的最古的注,也是我国古代著名史注之一。《后汉书》李贤注语法资料丰赡,反映了唐人语法方面的一大成就,为中国古代语法上的一宗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后汉书》李贤注中的句法结构进行粗浅的分析和研究,以期推进对《后汉书》的研究。

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校改辨疑

南朝史学家范晔所撰《后汉书》记录了东汉一朝的历史,位列“前四史”之一,是史学界的重要经典。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的出版,为人们阅读该书提供了方便的读本,其学术质量为人称道,是当前最流行的版本。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整理者未及遍检传世各种宋本《后汉书》,因此导致其部分校改存在疏误。以条列的形式对部分校改疏误进行揭示,可供研读该书者参考。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后汉书》文体著录的宗经观念及其编排体例

范晔《后汉书》以详细繁复的体例将传主创作的文体归类整理列于传末,这实际上是范晔宗经观念的体现。范晔出身于儒学世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其文体观的生成有着重要的推动力,使他在文体的辨析和著录上都呈现出对经典的追溯。从文体辨析的角度看,诗作为经典的源头,赋为诗之流,二者无论在地位还是数量上都具有经典意义。《后汉书》推崇雅正文体,范晔尊四言为正体,将六言、七言列于诗外,将衍赋之作如七体、设论等罗列篇名,不列一体。在对传主文体的著述编排上,范晔将经学著作置于诸体之前,各种文体的次序亦依遵儒学观念逐次罗列,体现了其浓厚的宗经观念。

《通典》校勘一则

《通典·州郡》“宜都”下:“《水经》云,[江水束楚荆门、虎牙之闲。]荆门山在南,上合下开,若门。虎牙山在北,石壁危江闲,有白文,类牙,故以为名也。荆门、虎牙二山,即楚之西塞狼尾滩。”(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2016年,卷一百八十三,第4858页)考《后汉书》“荆门”下,李贤注曰:“《水经注》曰,江水东历荆门、虎牙之闲,荆门山在南,上合下开,其状似门,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红,闲有白文,类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

谢承的《后汉书》异文考辨七则

谢承的《后汉书》是鲁迅先生在清代相关辑本的基础上增补校正而成。其广搜博览、考订严谨,但还遗存一些异文有待校正。对其中七则异文加以考辨,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史料价值。

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

范晔对东汉历史的记载和评论蕴含着深刻的“大一统”意识,具体表现为论政权、思想、民族及疆域的统一,而最终指向维护汉(东汉)的统绪。范晔的政权统一意识以“天命论”为基础,同时强调以“帝德”为核心的人为在政权建立中的作用;思想统一意识以“归本儒学”为宗旨,关注儒学与士风、政治之间的联动关系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民族及疆域统一意识则重视民族融合局面与政治统治间的关系,强调用“柔服之道”处理民族及边防问题。范晔对东汉历史的记载所蕴含的“大一统”意识既在于正东汉一代之得失,也有对刘宋政权之得失的考虑,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其“大一统”意识的主要方面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借鉴价值。

太极拳对肺病有特殊疗效

我国古代医学主张运用体育运动来防病治病。《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引导(导引功)。”《后汉书》记载,古代名医华佗精于方药,能治愈许多疑难病症,他编创了“五禽戏”,主张运用“五禽戏”来防病祛病,他的理论是:“人身常动则谷气消,血脉通,病不生,人犹户枢不朽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全民健身,1956年组织专家编了一套“简化太极拳”,一时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学练简化太极拳,练太极拳成为大家喜欢的运动项目。

国图藏北宋本《后汉书》初印后印比较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两种《后汉书》,经过笔者比勘,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初印和后印的区别。文章引用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对二者刻印顺序作比较研究。

地动仪的史料和模型研究

史料对地动仪的记载并不是孤证,在范晔前70—150年就有记载。研究了国内保存最早的7种有关地动仪的史料刻本,逐字对比了它们与《后汉书.张衡传》196个字的异同,共得到238个字。司马彪《续汉书》对仪器有3点重要的限定,袁宏《后汉纪》又增6点重要信息。初步澄清了研究上的11项疑虑,介绍了近年间国内外的7个地动仪复原模型,依其原理可分为悬垂摆、斜置垂直摆、自由杆3类,进行了分析评述。

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