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外史》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思考

石一枫的新作《心灵外史》是他彻底摆脱顽主叙事之后,践行其新文学观念的又一力作。石一枫关注社会的盲信与无信信仰危机问题,在《心灵外史》中反映人情百态,书写人的命运悲剧。小说既体现作家的人文关怀,也展现作家深刻的历史理性思考,是石一枫继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之后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结构化”人物书写策略——评石一枫长篇小说《心灵外史》

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以“我”寻找大姨妈的经历为线索,塑造了身份不同、经历各异的三个核心人物一心理医生彭佳亿、大姨妈与“我”。通过这种塑造,心理医生彭佳亿成为了一个内化于文本中的读者,“我”成为了一个汇集了不可靠因素的叙述者,而大姨妈则化身为一个经历“真实”事件的信徒。小说虽然围绕这三个人物建立起了不同的叙事逻辑,但最终却能够置于一个“结构化”的总体策略之中,这一被赋予事件性的人物关系纽带,一方面使得小说情节得以连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也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拷问了现实的“信仰危机”问题。

“问题小说”及其文本性态度——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

以现实主义创作回应社会问题,为近年来的石一枫赢得了很大的文学声誉,而《心灵外史》也因此备受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被视为这篇小说的主题而得到充分阐释,但却鲜有注意到它在揭示社会问题时如何受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念共识。人物形象的观念化是由“问题小说”的叙事伦理所决定的,而将底层民众的善念当作“盲信”的根由,无疑是强调信仰危机的社会指向,但其中对当代中国“盲信史”的戏剧化呈现,却将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反思话语作为前置观念,并倚重于既有的历史叙述、文学观念、新闻报道等文本化知识。像这样的“文本性态度”,也是“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普遍性问题,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的探讨,或对重建小说的社会关怀提供有益的启示。

“新伤痕”的源起与疗愈——石一枫近作读后

转型书写"新伤痕"——改革伤痕的新锐作家石一枫,其近作《心灵外史》和《借命而生》在表现回归的母题和结尾的形式上均与"伤痕文学"形成鲜明对照,这为"新伤痕文学"设想的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