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恩·福瑟《忧郁症Ⅰ》中的后现代表征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在小说《忧郁症I》中展现了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创作实践。作品以挪威画家拉斯·赫特维格的人生为创作来源,对传统意义上的文类、“叙事”、文本进行解构,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表征。福瑟在其中探讨了人作为个体与他人和世界进行对抗时的孤独与挣扎,体现了其“不可言说”的创作风格。

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

17世纪初瘟疫频发,忧郁的清教徒在英格兰宫廷不再得势,忧郁成为一种瘟疫、罪恶与政治身体疾病。精英人士控诉清教徒的疯癫狂热与分裂国教会行为,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在《忧郁的剖析》中,作者伯顿试图通过写作治愈自身忧郁却陷入疯狂写作之中,谴责作为王国痼疾的清教极端主义,使用乌托邦图景描写理想国家。面对国教会垄断教义与政府不肯改革,伯顿唯有与清教共处并效忠国教会以捍卫王国健康,其乌托邦理想只是一个受忧郁驱使的疯狂想象与语言游戏,这透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美学与当代新感性

丢勒的名作《忧郁之一》不但引起了众多美术史家、评论家的关注和解读,而且以其对中世纪忧郁观念的卓越继承和革新,揭橥了一种现代性的新美学。从克尔凯郭尔的"骑士城堡"到本雅明的"巴洛克哀悼"都回应着这种新的忧郁美学。本文更进而发现这种新感性在当代"黑浪潮"音乐中的集中显形,并结合利奥塔等当代思想家对后现代状况下新崇高的可能性的思考,论证忧郁作为一种现代-后现代性应激反应并没有过时,在这个一切都被粉碎和亵渎了的时代,忧郁仍然能够激发我们的新的崇高感,它是当代新感性的重要质素并提供我们以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

雪域生态的忧郁与建构——读阿顿·华多太的诗集《忧郁的雪》

青海藏族诗人阿顿·华多太因族裔身份濡染的佛教生态伦理观,在上世纪90年代就敏锐、前瞻地意识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生态的破坏。他的诗歌通过对生存环境恶化的无尽忧郁和建构生态的理想成为中国文坛上比较早的生态文学诗篇,显示了文学对生态危机表现出的担忧和对建构人类家园的责任与担当。

如何译诗成诗——陈敬容译波德莱尔《忧郁病》的译文改动及启示

1957年7月,陈敬容在《译文》杂志发表的九首波德莱尔译诗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当她将这九首译诗收入1984年出版的《图像与花朵》时,却对文字进行了大幅修改,改动最大的是《忧郁病》一诗。陈敬容1957年的译文以意译为主,使用自然贴切的口语,在基本与原诗对应的前提下适当加入了自己的改造,凭借着一个诗人的语言敏感实现了译诗成诗的目标。1984年的译文则与法语原文的文义对应更严谨了些,但语言风格上更为生涩。力求“符合原作”的自我要求和对译文的不自信,可能是主导了她此番修改的隐秘动机,但效果却不如人意。如何在“符合原作”的基础上,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译诗成诗,而不是成为原作亦步亦趋的准确附庸,是陈敬容此次译文改动带给我们的启示。

济慈《忧郁颂》——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诗歌的抒情人在两个相续的叙述序列中,对比了对忧郁或沮丧(框架)可供选择的反应(脚本)。消极的反应用以抑制痛苦,排斥痛苦,并支持以积极的态度激发短暂的体验,以增强敏锐的生命感。对待忧郁的两种方式在事件性的形式与程度上都有所不同,一种选择遗忘和消失,另一种则是自我保护与意气昂扬。最终给体验忧郁一种积极和动态处理的选择,使抒情人富于想象力地转化成构成中介或诗歌事件的艺术品。与此同时,用以表现诗歌中这一转化的各种手段凸显了这一事件不确定性的地位,这也可被理解为英勇探索的一个反讽性的虎头蛇尾。

焦点-背景框架下对诗歌《忧郁之歌》意象的认知解读

运用焦点-背景理论,从语音、韵律、词汇、结构等层面对诗歌《忧郁之歌》的意象进行解读,认为上帝不是纯粹信仰的对象而是敌人。与上帝开战,即使输给了上帝,也虽败犹荣。

女性生存的诗意化追求——读简女贞的《忧郁女猎人》

文学的人文主义特性与女性生存的内心渴望有着本质的契合。简女贞抓住文学的这一特性 ,以文学—艺术审美的方式作为女性超越现实束缚、寻求人生诗意的手段 ,立足于女性的现实人生 ,从艺术思维、艺术内容到艺术形式寻求、建构自由。

忧郁之美

“忧郁”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可从脸部表情特别是眼神中流露出来（图1，图2，俄罗斯，图刊封二和第32页）。诗人约翰·济慈（图3，英国）在《忧郁颂》中曾写道，“忧郁忽然从天落，湿云泣露作幽花”，他在这里将“忧郁”当作一种美的元素融入了自己作品。忧郁是敏感多思的结果，沉思和孤独会让人具备忧郁的气质。当你在欣赏那些带有忧郁情调的邮票时，或许会觉得那些邮票多少含有一些特殊的美。

忧郁的春天

上海地处长江以南，春天多半到得早，其实农历年之前，已有春意。最常见的是狭弄里，篱下一小片土上，那一株迎春，疏阔的枝条上，爆出星星点点的小黄花，就是了。因是城里，混凝土的世界，季候并不那么显，但是有光啊!光还是有变化，变得有些黄，偏橘色的黄。而且，略微稠厚，于是，略微不够均匀。有些地方厚一些，有些地方薄一些，于是，就有一点影似地，花憧憧的。那些拉毛的，或者抹平的混凝土墙，砖，瓦，还有马路，柏油的或者方砖的，甚而或之卵石的路面，本来是没有鲜明的颜色，此时，却也有了一种明丽的影调。到了农历年，又过了农历年，序曲陡地煞尾，春天赫然登场。

“悲情”之外?——从肖邦《E大调练习曲》(作品10之3)看音乐意义的存在方式

该文评述学界对《肖邦E大调练习曲》(作品10之3)内涵的解读思路及特点,借鉴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谈自己对解读音乐意义的学理思考。

美即真 真即美──亦论济慈的美学思想

《希腊古瓮颂》是济慈脍炙人口的颂诗之一，诗中的“美即真，真即美”观念尤为世人关注和争论不休。本文拟就诗人所主张的美、真以及美与真的关系，结合他的《希腊古瓮颂》、《忧郁颂》及其书信来揭示这个命题的深刻含义，并认为诗人美学思想的核心乃“美即真、真即美”。

忧郁蓝

“汪，汪，汪!”一只棕色的卷毛小狗摇着尾巴从我面前跑过，它是那么活泼可爱，仿佛一个快乐的精灵，却唤起了我一段痛苦的回忆。

忧郁的天空

地球妹妹擦了擦眼睛，望向天空姐姐，好久不见她那湛蓝的面貌，不见她那奔腾的白云，更好久不见在她怀抱中飞来飞去的鸟儿，却只看见她愁眉苦脸，萎靡不振。

忧郁

往日那宁静的树荫下， 我和爱人曾经嬉戏， 可如今他又在哪里？ 啊，忧郁，我那浓密而美丽的忧郁! 天空中鸟群悄然飞过， 阴影长久地笼罩在我的头上。

列维-斯特劳斯:去闻一朵水仙花的香味

结构主义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学术著作等身,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却是一部行云流水的游记《忧郁的热带》。他出生于1908年11月28日,一位如假包换的射手座。星相学研究表明,射手座最大的成就往往是在户外取得的。

一个场景,几重观看——列维-斯特劳斯与卡斯特罗·法利亚的民族志摄影

在田野考察现场,观看的主位和客位,观看的方式和理论诉求,以及后期对田野资料的处理,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的田野考察产生了两种文本,一是文字为主的《忧郁的热带》,一是影像为主的《怀念巴西》。这两种文本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处理同一田野资料的不同方式。还有一个文本,是当年陪同列维-斯特劳斯考察的巴西本土助手卡斯特罗·法利亚出版的《另外的观看》,开本、内容和《怀念巴西》相似。比较他们的这两部影像民族志作品,可以看到,同样的场景,却有两种观看,即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看,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来自于身份的不同,观看立场的不同。而所谓"田野",其实折射了不同观看者各自的观念期待和理论建构。他们的文本书写,也就在一种互为镜像的情境中生成。

“我的诗意乌托邦”:罗伯特·伯顿文化思想分析

文艺复兴时期的《忧郁的解剖》一书在英国文学史中占有独特地位。作者罗伯特·伯顿在书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我的乌托邦"理念,以"诗意联邦"为主题,提倡诗性写作和阅读,不但为同时代的"忧郁病患者"提供救赎良方,也为乌托邦批判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从人的社会本性出发,针对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提出了"自下而上"的"自我乌托邦"主张,以诗性对话的方式积极地介入生活。在他看来,要治疗"忧郁"这一普遍性的社会疾病,不能消极地依赖社会改变,个人的诗意救赎才是出路。他把传统乌托邦"救众"理念发展为通过诗来"救独"、然后实现"救众"的主张,让人们看到了乌托邦思辨、生活方式与诗性艺术创造三者有机结合的可能性。

“相思何以成疾”: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西欧医学文本对相思病的书写

相思病是由爱情激情诱发的一种精神疾病。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对激情研究兴趣的增加、对爱情道德内涵的理性考量以及由贵族家长对子女婚姻权的干涉导致的爱情悲剧使相思病在这一时期引发关注,成为医学、文学和哲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大体而言,这一时期对相思病的认知沿袭中古时期医学家的论述,医生可以依据患者在提及所爱之人时表现出异常脉搏跳动和神情举止作出诊断。相思病的治疗仍沿用传统的放血、饮食和运动等医学疗法,有时也采取非医学疗法引发患者对爱慕之人的厌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医生会建议患者的父母同意其与所爱之人结婚,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因为相思病更大程度上是英、法两国家庭内部权力和社会伦理秩序影响下的产物。

书籍

“上帝啊，请从一切内心的盲目、骄傲、虚妄和伪善，嫉妒、仇恨和恶意，愤怒，以及瘟疫般的心绪烦扰中，将我们解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