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与意义扩张——以《怀念胡风》为例

巴金的《随想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其言说方式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要借文学完成有效的公共性言说,必须在保证可说、可写、可传播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言说对象和言说方式。《怀念胡风》一文充分体现了《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但它也不时寻找着意义扩张的间隙。《随想录》构建的是知识者与政治之间适度的批判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