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媒介与政治——论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

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主要在历史学家钱穆、贺昌群和人文地理学家张其昀、沙学浚等人之间展开,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而谋全国均衡发展则是学人的共识。这场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学理性质的讨论,但由于《思想与时代》及其同人的特殊地位以及战后的政治环境,又赋予论争以学术之外的含义。其间亦彰显学术与政治之间一定程度的互渗与互动。

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为中心(1941-1948)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欲以学术与思想启迪民智,唤醒民众,甚为重要的方式乃运用媒介的力量。此一时期学人多以刊物为聚集场域,宣扬其学术思想或政治主张。《思想与时代》月刊作为一份19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刊物,它的创刊及发展凸显了学人、媒介与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学人欲以媒介传播其文化理想,国家亦需要凭借媒介达到其所希望的影响力,学人与国家二者之间既有张力,又多有协作。现代学人与国家权力之间如何协调合作以谋共生,通过媒介这一视角,或许能够窥见一斑。

理想与现实之间:《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政治祈求

1941年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是一份在战时及战后的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在时代的大变局中,这一学人群更看重思想的载体——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所起的作用,他们欲以学术的力量引导政治。这一理想主义的祈求在遇到现实政治问题时,因为学人身份的转换,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张其昀、陈之迈与钱穆对于五权宪法的不同阐释,可彰显其身份转变所带来的相应变化。理想与现实之间从来相隔甚远,学人一旦介入政治,也就侧身于权力的网络中,由此带来的种种影响亦不在其掌控之内。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该月刊是“学衡派”同人刊物,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主张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极具前瞻性;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在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萨顿新人文主义

《思想与时代》月刊是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时创办的一份学术刊物,办刊主旨与《学衡》一脉相承,但其办刊思想资源更为丰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引入了萨顿新人文主义。萨顿新人文主义包括统一性思想、科学人性化、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对宽容与仁爱的极度需要四个方面。《思想与时代》月刊以萨顿新人文主义为思想资源,以"科学人文化"为办刊宗旨,反对科学主义,坚守人文价值,主张科学与人文结合,与宽容、仁爱结合,使科学人文化,追求科学技术与人文因素的相互渗透与平衡发展。《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一追求很有前瞻性,即便在今天也有极大的启示价值。

钱穆的大学教育思想与《思想与时代》月刊

钱穆具有丰富的大学从教经验,并有一套体系完整的大学教育思想。钱穆大学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成就人的事业,大学是培育将来人生理想之进步者,而非传授知识和职业谋划的场所,强调现代大学教育应该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有独立、自由和培养理想之进步者的意味。在实践上,钱穆认同通识教育,并视中国传统书院制和自由讲学是现代通识教育可资借鉴的资源。钱穆大学教育思想在其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的文章中充分体现,因此,该月刊在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

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之路——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科学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乃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其创办宗旨为倡导"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这一学人群以学者及科学家的身份倡导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不仅洞察科学精神的本质,还实践着身为学者及科学家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一学人群与20年代"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及30年代的全盘西化派有所不同,他们努力调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并积极寻找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寻求科学精神与中国本位的并重。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西方科学精神并行不悖,其最终目标即"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尤凸显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