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康熙皇帝刊行、整理《性理大全》的政治指向

清初,明王朝亡于理学几为士人共识,然而历史极其吊诡,康熙却于其时用理学奠定了王朝的统治基石,赢取了广大臣民的认同,进而建起了强大的帝国。饱受诟病的《性理大全》为明永乐时所修,康熙以该书张扬理学尤为不可思议,本文通过对康熙刊行、整理《性理大全》的分析探寻其政治理路。

官方学术与辑录文本:论《性理大全》的文学批评

永乐年间,明廷编纂《性理大全》时专门辑录理学家论诗、论文语录,形成代表官方学术的文学批评。通过文本对读可知,《大全》编纂者在辑录过程中对来源文本进行整饬、剪裁、拼合,以增强其文学批评的官方色彩,宣扬“不务辞章”的文学导向,回避与当朝帝王、文官群体、既有文学评价等可能发生冲突的话题。辑录过程中的文本改易现象,是理解《性理大全》文学批评特点的关键。

明代永乐三《大全》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

永乐三《大全》作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和行为规范,沿用近五个世纪,为传承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丛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文运用文献学、考据学和引文分析等研究方法,就《大全》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进行剖析,可为研究和学习儒家哲学著作提供参考。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向——从曹月川到陈白沙

明洪武年间,解缙以“太平制作之一端”(《明史·解缙传》)为由,上疏官方重新整理、修订理学经典。至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正式修订完成,自此标志着朱学正式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学说。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兴盛不断冲击着传统观念。针对这种情况,明初理学家以朱学为核心,力图维护其地位不被动摇。但他们在心性论、工夫论等立场上,不经意间改变了传统理学的原意,使之逐渐向心学靠拢。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做了彻底清算。考察其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言论系直接依据何种文献,可作为全面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之把握程度的参考。经考察,戴震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大量依据了明《性理大全》,此外也使用了《近思录》和《西山读书记》;具体到《近思录》,戴震很可能用的是宋叶采注而非其师江永注;至于有关陆王的材料,则多出自明陈建《学蔀通辨》。尽管使用二手资料并不影响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折扣,所以戴震在写作《疏证》时已有意掩盖其使用二手资料的痕迹。《性理大全》除了给戴震提供论辩的资料外,在立目、编排上或许也对《疏证》有所启发。

朱熹《家礼》的和刻本

朱熹《家礼》一书在中国及朝鲜、琉球群岛和越南等国均广为流传,并成为了近世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儒家礼仪书籍。日本江户时代刊刻了几种和刻本《家礼》。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这些和刻本加以研究。笔者就此对浅见絅《家礼》五卷本、邱濬《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小出永安《新刻性理大全》所收《家礼》四卷本等三种和刻本的形成、特点及中文底本加以初步讨论。

《元明朱子学的递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研究》评介

《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下文简称"三部《大全》")作为明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奠基之作,是研究明初文教政策的重要抓手。学者们常常将其置于明初政治文化的语境中,观察它在帝制时代晚期的政治体系中所起到的"管治"作用。以前单一化的研究路径往往过于集中在《大全》本身,使学者容易忽视"人"在思想传承、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该书作者朱冶在博士期间已对三部《大全》的编纂、传播有深入探索。

《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録——兼及金毓黼所論《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問題

一、《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介紹《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綜合性叢書。它沿用唐代四庫的名稱,以經、史、子、集爲四部,共收録圖書3 470種(計:經部695部,史部563部,子部930部,集部1282部),保存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重要典籍,是我國古籍思想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四庫全書》的纂修,經歷了一個相當繁複的過程。

明末改订《性理大全书》的尝试——以詹景凤撰《詹氏性理小辨》为例

本文以詹景凤撰《詹氏性理小辨》六十四卷为一个例子,阐述明末改订科举用书《性理大全书》的具体情况。詹景凤(字东图,1533—约1599),安徽休宁县流塘人,隆庆元年(1567)乡试中举,授江西南丰县教谕,遭逢父丧,守丧期满后,调任湖广麻城县学教谕。不久升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擢南京吏部司务。万历十八年(1590),在南京居官时,他完成了《詹氏性理小辨》一书的撰写。《詹氏性理小辨》是在意图涵盖《性理大全书》的基本门类这一思路下编纂的,但其内容都是基于他自身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选择。具体来说,《詹氏性理小辨》被视为一部涉猎佛道两教以及诸子学相关书籍,并吸收和借鉴其成果,对于《性理大全书》中的程朱学说更新提出了独自解释的著作。其中,有关“定”和“观理”等自我修养的议论,则是基于其自身所学的阳明学的思考之上,同时又灵活运用了佛道之学的见解。崇祯五年(1632),《詹氏性理小辨》更名为《明辨类函》重刊面世。詹景凤立志改订《性理大全书》的这一个人想法,通过《明辨类函》在世间推广开来。而这也成了推动崇祯年间“三大全改订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之一。

朝鲜《训民正音》初声五音的阴阳五行思想研究

朝鲜世宗1446年颁布的《训民正音解例本》中,初声五音的排列顺序有两种,即"牙-舌-唇-齿-喉"和"喉-牙-舌-齿-唇"。前者符合阴阳五行的相生原理,注重的是初声五音的表音属性;而后者的排列顺序,则符合阴阳五行的始生原理,注重的是初声五音从无到有的初发声属性。《训民正音》初声五音的阴阳五行思想,是《性理大全》深刻地影响《训民正音》哲学制字思想的重要体现。

论朱子门人在朱子学官学化进程中的贡献——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子学官学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著作的发表,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由此确立(1)。永乐皇帝推行三部《大全》的目标是“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因此《四书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目,《性理大全》中《家礼》则为民间礼仪的统一提供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