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感化院少年》的个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作为大江健三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化院少年》承继了作家创作初期“书写日本人的监禁生存状态”这一主题。通过对该作叙事视点、叙事空间的主题建构功能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体现了小说“凝视与反凝视”的权力对抗关系;封闭的山谷村庄这一空间设置呈现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构图。小说关于逃亡的创伤叙事暗示着对中心文化浸淫的封闭异托邦的逃离,体现了作家力求利用“边缘”这一隐形结构来构建时代整体性的伦理指向。《感化院少年》的个体叙事体现了大江健三郎对小说叙事的积极探索,表现了作家对战争这一疯狂暴力的批判和对战后主体性回归的呼唤。

乌托邦、监狱与瘟疫:大江健三郎《感化院的少年》中的“反乌托邦”书写

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的首部长篇小说《感化院的少年》中建构了一个乌托邦与监狱共存的特殊空间,同时加入瘟疫这一要素,描绘出瘟疫空间下的人们的生存图景。富有较强的隐喻性,既承载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借此反观战后日本社会,着眼和平年代下的危机与隐患,启迪人们的危机意识。时值新冠疫情刚刚退去,探讨瘟疫与空间,更多了几分现实意义。

浅析《感化院的少年》中“个体思想交流的缺失”

在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感化院的少年》里,可以发现小说里出现的成人们一直在拒绝与这些感化院的少年们对话。正是因为这种“抗拒对话性”,“我”以及伙伴们被迫长期保持着缄默和失声的状态,同时也间接导致了“我”的悲惨命运。本文引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从这种“对话缺失”产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哲学意义出发,以此希冀发掘出大江健三郎的写作本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