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共同的朋友》看狄更斯社会小说中的侦探文学因素

狄更斯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杰出代表和现代侦探小说的先驱,并在其社会小说中发展性地融入了古来已有的侦探文学因素。这种结合不仅开拓了与爱伦·坡不同的侦探小说写作程式,也提升了社会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狄更斯的"天鹅之歌"《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例,发掘其中侦探文学因素的构成方式,分析这些因素对社会小说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启示作用。

身份转换中的善恶较量——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报恩”叙事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以老哈蒙三份遗嘱出现的先后次序为主线,展开由哈蒙遗产继承权所引发的"报恩"叙事的"正向→反向→正向"运动,召唤读者对其间善恶力量的较量做出价值评判,同时引导对小说中另一隐性"报恩"叙事的结局做出预测,以批判英国济贫教育体制及国民思想中的利己主义倾向。

限定式意象与解放性内涵——浅析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娃娃角色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娃娃装裁缝珍妮.莱恩的塑造与时装娃娃这一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份职业将珍妮放置在了一种扭曲的社会与家庭关系中,而她在外形上与娃娃的种种相似点又几乎将其形象物质化与商品化。娃娃,作为可以被购买与占有的商品和玩具,从现实到想象,从字面到象征层面,一方面展现出珍妮人格中母性与无私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影射出其潜意识中的施虐欲、控制欲和独占欲等消极元素。因此,在狄更斯笔下,珍妮的成长也正是通过平衡这两种矛盾因素而实现的。然而,对珍妮的塑造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象征与类比的意象中,作家通过强调她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敏锐的直觉,充分地展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性的光芒。狄更斯运用娃娃这一多重性意象,既从多侧面刻画并诠释了珍妮.莱恩的形象,又最终将她从这一象征性的限定中解放出来,赋予更深层的意义与内涵。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中产阶级文化

狄更斯在最后完成的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的全景图。从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维多利亚时期,阶级的流动性凸显,中产阶级文化相应体现了巨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根据雷蒙·威廉斯对主导文化、残留文化和新兴文化的界定,主导的绅士文化与贵族文化的残留、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存在着不断互动、兼并、此消彼长的运动。通过小说人物的阶级身份展示的文化风貌,可以观察狄更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回应,体悟他对中产阶级文化的反思。

“朋友”意象与共同体形塑——《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文化蕴涵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连贯而密集的"朋友"意象,本应比"垃圾山"意象受到更多的重视。该"朋友"群像并非简单地要说明友情和财富孰轻孰重,而是要提请读者参与财富这一文化命题的讨论。讨论财富问题,就是讨论文化问题。在19世纪的英国,关于如何建构文化共同体的思想观念已经逐步形成,狄更斯也参与了这一建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向世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任何共同体的建构,都不能忘记生活在"漏洞"和"边角"里的共同朋友。通过"共同的朋友"这一形象,狄更斯参与建构了批判"现金联结"的文化语境,同时提出了一条通向共同体的路径。

剖析《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哈蒙的圆满结局

“圆满结局”在狄更斯诸多作品中都有深刻体现，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更是将“圆满”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哈蒙的曲折经历和圆满结局，表现了作者的社会道德理想以及作者对于社会精神文明所寄予的厚望，宣扬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圆满对行为、人生、命运的影响，启发人们的正直、善良、友爱，引导人性向真、善、美的方向发展。

论狄更斯的“文学机器装配”

在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装配"视域中,狄更斯是文学机器装配的大师。在狄更斯的艺术世界,不仅小说内部的各元素之间,而且每一件艺术作品皆是相互链接的,或者具有相互链接的潜质。同时,狄更斯以无限多样的方式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现象装配成"文学伦敦",组成一台生机盎然的"文学机器"。从更宽泛的精神文化现象来看,"狄更斯装配"不断创造出新的现实,构建新的机器和装配,彰显了文学永恒创新的本质。狄更斯的"文学机器装配"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超文本作家及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