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运动生活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与路径转向

现代竞技体操的发展疏离了体操运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如何走向生活并助力美好生活实现,需要重新审视体操运动生活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与路径转向。体操运动起源于人类应对自然生活的生存技能的对象性活动,经历了工具性存在到文化性活动的意涵深化,践行了从发展身体能力到审美情感表达,泛化活动到特定运动,提升个体生活能力到生成意义世界的结构转向。当代体操运动的生活化发展不再局限于健康促进的经验性视域,而转向社会生产与文化发展的超验性维度,从作为生活实践的具体手段转向构成生活的世界,实现从器物之道到文化之道的发展方式转型。拓展服务结构、升级服务方式、创新活动形式、增强审美体验、强化育人价值,推进体操运动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实现从健身运动向文化活动的价值延展,是促进我国体操运动发展融入人民美好生活实践的具体路径。

生活体育化的伦理之思

体育是人类的一种育化方式。广义的人类生活由工作性(劳动)生活和休闲性生活两部分组成。体育走向生活、走向休闲是体育发展的趋势和价值旨归,生活体育化是人们在体育生活化背景下自觉选择的、能够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方式。体育生活化与生活体育化相向而行的历史过程是与体教融合、体卫融合、体旅融合、体艺融合和体产融合等相伴随的。体教融合在上述融合中具有基础性,而在体教融合中学校体育的价值回归尤其重要。为了彰显学校体育的价值功能,必须重塑教育理念,正确理解和创造性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对学校教育的体制机制和评价标准进行改革创新。

用于纹理识别与重建的铁镓合金触须传感器阵列

受动物触须传感机制的启发,结合铁镓合金(Galfenol)对物体表面纹理高度信息的优良感知能力,设计制作一种铁镓合金触须传感器单元,并将其集成为4×2阵列。基于力学、电磁学理论和压磁方程建立了传感器单元输出电压模型,描述了输出电压与物体表面纹理高度的关系。实验测试了传感器单元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设计的传感器单元能够检测物体表面0.01~1.6 mm纹理高度变化,灵敏度为243.3 mV/mm,且具有较快的响应时间(26 ms)和恢复时间(25 ms)。将传感器单元与阵列装载在机械手上滑过具有不同纹理的样品表面,利用输出电压波形可识别与重建样品表面纹理。结果表明,设计的传感器阵列能够高精度地感知物体表面纹理信息,进而指导机械手调整操作策略,完善人机交互过程。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生活方式管理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评价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的生活方式管理在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22年1月至8月于生殖中心门诊确诊为PCOS的7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就诊的先后顺序,将2022年1月至4月确诊的41例患者纳入实验组(基于TPB生活方式管理),2022年5月至8月确诊的35例患者纳入对照组(常规生活方式管理)。干预3个月后,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者体重指数(BMI)、腰臀比和生活质量。结果干预3个月后,实验组患者BMI和腰臀比均低于对照组(P<0.05),生活质量总分、体质量和不孕症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TPB生活方式管理降低了患者的BMI和腰臀比,帮助患者进行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改善了生活质量。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其优化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目前,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还有相当大差距。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存在政策制度不够完善、治理环节不协调、治理手段传统单一、生活垃圾治理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监督和宣传不到位、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意识薄弱等问题,应从强化组织赋能、升级基础设施、引进智能技术完善分类治理和监督体系、利用新媒体扩大宣传、培养农民的环保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入手,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焦虑障碍患者的焦虑水平、述情障碍程度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评估焦虑障碍患者的焦虑水平、述情障碍程度与其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方法·选择2020年10月1日-2023年3月31日期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收治的焦虑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经排除后最终纳入患者438例;其中,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271例,惊恐障碍患者101例,社交焦虑障碍患者48例,场所恐惧症患者12例,特定恐惧症患者6例。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项(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简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Brief Form Questionnaire,WHOQOL-BREF)评估患者的焦虑水平、抑郁水平、述情障碍程度及生活质量,并对不同亚型焦虑障碍患者的量表得分进行评估。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焦虑障碍患者的焦虑水平、抑郁水平、述情障碍程度与生活质量进行相关分析,并使用逐步回归模型探索影响焦虑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变量。结果·不同亚型焦虑障碍患者在HAMA评分、HAMD-17评分、TAS-20评分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WHOQOL-BRIEF评分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10.076,P=0.039)。Spearman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焦虑障碍患者的WHOQOL-BRIEF评分与HAMA评分、HAMD-17评分、TAS-20评分均呈负相关(r=−0.256,P=0.000;r=−0.311,P=0.000;r=−0.342,P=0.000)。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HAMA评分、HAMD-17评分及TAS-20评分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均P<0.05)。结论·不同亚型焦虑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不同,焦虑水平、抑郁水平及述情障碍程度均是影响焦虑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变量。

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

城市治理逐渐向智能化、智慧化和敏捷性方向发展,同时不断融合绿色、宜居、包容等新理念。已有成果探究了美好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建设路径,相对忽视了数字治理的生活维度,少有研究将美好生活置于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进程中予以详细分析。研究提出城市数字治理美好生活逻辑的新命题,重点揭示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美好生活逻辑的实现机制。城市数字治理嵌入居民微观生活实践中,并通过改变居民个体进而改善群体生活模式和生活经验。成都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美好生活的逻辑转向,并通过五种机制逐步推动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即通过政策设计机制实现高品质宜居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通过数字助推机制实现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完善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服务进阶机制健全全周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托底与提升机制实现全覆盖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折射出居民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通过技术和社会的高度融合实现美好生活的建设,进而促进国家现代化。研究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市生活治理新模式,拓展了城市治理中的生活维度,同时为相关部门建设高品质居民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启发。

生活方式管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生活方式管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的干预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2月至2021年2月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住院老年冠心病患者78例,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3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程序化生活方式管理干预,主要包括降胆固醇治疗、降压治疗、制订健康生活方式目标、鼓励低脂饮食和适当体育锻炼、心理干预等,干预6个月。采用健康状况调查简表(SF-36)评估QOL,采用纽约心脏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评估心功能。观察和比较干预前后两组QOL、血糖、LDL-C、TG、BP、生活习惯和心功能等。结果78例患者中,研究组失访3例、对照组失访4例,共调查71例患者;其中男50例、女21例;年龄63~77岁,平均(65.9±4.7)岁。两组性别、年龄、体质量、病程、文化程度等方面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SF-36评分和各项指标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血糖、LDL−C、TG、BP控制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血糖、LDL−C、TG均比干预前下降,且各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不良生活习惯的发生率(吸烟、嗜酒、熬夜)和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冠心病管理的知识和态度知晓率高于对照组,且心功能改善率高于对照组(91.67%比68.5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生活方式管理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心功能,并增加冠心病生活方式管理的认知水平。

社区高龄老人握力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目的 本研究基于社会隔离和抑郁2个中介变量,构建多重中介模型,探讨高龄老人的握力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方法 于2020年10月-2021年4月,利用方便整群抽样法对上海市400名≥80岁社区高龄老人,采用Lubben社会网络量表(LSNS-6)、老年抑郁量表简表(GDS-5)、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定量表老年模块(WHOQOL-OLD)和握力计对高龄老人的社会隔离、抑郁、生活质量及握力进行测量。采用SPSS PROCESS程序检验链式中介效应。结果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握力、社会隔离、抑郁和生活质量间显著相关(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握力可直接影响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效应值=0.394;95%CI=(0.219,0.532)],还可以通过3条中介效应链对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社会隔离[效应值=0.219;95%CI=(0.125,0.328)],抑郁[效应值=0.054;95%CI=(0.029,0.087)],及社会隔离、抑郁的链式作用[效应值=0.054;95%CI=(0.029,0.087)];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1.2%。结论 握力降低是高龄老人生活质量下降的重要风险因素,且社会隔离和抑郁是这一影响的重要解释机制。社区卫生工作者应重视握力对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并基于社会隔离和抑郁的作用路径制定干预策略,以改善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

回归日常:论“生活型养老”的政策维度与建构合力

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品质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新趋势。在中国人“好好过日子”的文化语境下,现有“生存型”养老政策需要回归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逐步升级为“生活型养老”。“生活型养老”立基于彰显福利普惠性、时空整体性、发展性的“生活福利”,将老年人视为与家庭、社会进行互动的“关系体”,通过提供关注老年人主体行动、生活过程、家庭抗逆力、代际交流的福利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其政策维度应包括个体层面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养老政策、家庭层面的幸福家庭共建性养老政策和代际层面的代际融合性养老政策。“生活型养老”政策的实践保障机制在于养老主体的联合发力,构建不同层次的政策网络,形成链接政府、老年人家庭、同辈群体、社区、养老机构等主体的生活福利网络,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生物接触氧化-潜流型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应用案例研究

以浙江省永康市某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及灌溉回用工程为例,对“生物接触氧化-潜流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设计参数、运行效果和工程效益等进行了分析。该工程设计规模为30 m^(3)/d,研究期间实际处理规模12~20 m^(3)/d,出水中TP、NH_(3)-N、COD、BOD5、SS、粪大肠菌群等11项主要指标灌溉期(4月至10月)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作为该村苗木基地灌溉用水,非灌溉期(11月至次年3月)出水满足《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该村荷花种植塘的用水。工程运行期间对TP、NH_(3)-N、COD、BOD_(5)、粪大肠菌群、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SS和浊度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44.3%、65.3%、63.8%、61.7%、76.2%、65.7%、74.2%、54.3%和50.5%。

中国农民生活富裕的时空分异、宏观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生活富裕涉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落脚点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兼顾物质与精神、绝对与相对、静态与动态、货币与非货币形式等不同层面的农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2015—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核密度估计、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宏观影响因素及调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农民生活富裕水平整体大幅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维度差异和省际差异。发展省域经济、推动城镇化建设、因地制宜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引导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均能提高农民生活富裕水平,但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且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会削弱省域经济发展对农民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

生活方式视角下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轮椅体验设计

目的 源于对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社会融入问题的关注,探讨其生活方式转变与轮椅设计需求的关系,通过体验设计的提升,促进目标群体生活信心的重建。方法 在理解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特征和社会融入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本分析和用户访谈结果,改良AIOD生活方式测量模型,建立该群体生活方式的测量维度。基于测量模型维度,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统计分析建构该群体的生活方式并进行细分。以生活方式测量结果为依据,结合CUE体验设计框架,输出轮椅体验设计机会点。结果 研究发现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可细分为积极乐观型、安稳生活型、消极懈怠型,从包容各类型方式的角度出发提出适应多元化生活方式的轮椅设计策略,进行可控性、有效性、易用性、感知性和认可性等方面的优化轮椅体验,满足生活转型产生的新需求,进一步促进生活转型积极心理的形成。

生活契合性:乡村生活治理效能的生成逻辑——基于上海市H村房屋流转治理的考察

生活治理效能是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聚焦点,然而它在强调项目的社会嵌入性时却伴有“均质化社会”的想象,忽视了生活和个体的异质性与流变性。以生活契合性为解释视角,基于上海市H村房屋流转治理的个案,可以具体从即时性的项目服务与生活诉求契合度,历时性的项目周期与生活周期契合度两个方面讨论生活治理效能的生成逻辑。由于生活与制度的张力内生了治理之于生活契合的程度不一,治理实践呈现出自然契合、调适性契合及难以契合三种结果。乡村治理需要获悉民众对项目感知的“完整叙事”,以正式和非正式方式调适生活与项目间的契合性,提升生活治理效能。

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共生时代的语言生活

地球似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共生的新时代。总体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形态和新特征,相应地,语言生活也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语言运用方面,产生了“自然人-数字人”“数字人-数字人”“机器人-数字人”“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这4种新形态;在语言学习方面,“三人”各自的语言学习与机器人和数字人助力自然人学习遥相呼应;在语言研究方面,新数据、新方法、新思想星火萌发,语言资源学、数字语言学等新兴交叉方向似乎正在加速成形。未来的语言研究,需要把握时代发展趋势,依托整体性视角和系统性思维,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助力。

体育锻炼与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倒U型关系:抑郁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体育锻炼与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抑郁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STATA 15.1软件对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等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与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体育锻炼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通过建立中介模型考察抑郁在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结果:体育锻炼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P<0.001),与抑郁呈U型关系(P<0.001),抑郁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P<0.001),农村与城市老年人倒U型曲线出现拐点的阈值分别为3.133、3.455,在男女老年群体中倒U型曲线出现拐点的阈值分别为3.231、2.938,抑郁在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结论:体育锻炼在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剂量效应,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老年人体育锻炼既可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通过抑郁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

心理弹性在老年慢性疼痛患者疼痛管理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 探讨心理弹性在老年慢性疼痛患者疼痛管理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2021年1月至12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就诊的老年慢性疼痛患者96例为研究对象,应用心理弹性量表、疼痛管理自我效能量表及老年生活质量评定表对入组患者进行调查,采用Bootstrap法行中介效果验证。结果 老年慢性疼痛患者心理弹性与疼痛自我管理效能及生活质量呈正相关(r=0.456、0.478,P<0.05)。心理弹性在老年慢性疼痛患者疼痛自我管理效能及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52.1%。结论 老年慢性疼痛患者心理弹性及疼痛自我管理水平处于中等偏低,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心理弹性水平可影响老年慢性疼痛患者疼痛管理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建议医院、社区及家庭可给予患者鼓励及支持,以增强患者心理弹性,提高患者疼痛管理自我效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生活实践: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考察

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它需要在社区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实践。这种依据生活实践建立起来的“人—场景”的双主体实践框架是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需要中国社会工作从场景自我出发,把个体自我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主体性发挥作为专业服务的目标,根本改变西方科学实证主义二元对立的哲学观。

内镜下经鼻或经口入路颅底脊索瘤切除术后生活质量与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相关分析

目的探讨内镜下经鼻或经口入路颅底脊索瘤切除术后生活质量与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总结2016年3月至2022年3月在天津市环湖医院行内镜下经鼻或经口入路手术的14例颅底脊索瘤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采用36条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评价手术后生活质量,采用Point‑Biserial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探究SF‑36评分及其各维度评分与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相关性。结果相关分析显示,SF‑36评分中躯体健康总分之躯体疼痛维度评分与头痛(r=‑0.998,P=0.043)、复视(r=‑0.999,P=0.032)、视力障碍(r=‑0.998,P=0.037)、海绵窦症状(r=‑0.997,P=0.047)、肿瘤次全切除或大部切除(r=‑0.998,P=0.038)呈负相关,与术后放射治疗(r=0.998,P=0.038)、全斜坡型肿瘤(r=0.998,P=0.036)、肿瘤体积>20 cm3(r=0.999,P=0.035)呈正相关。结论脊索瘤患者可存在术前头痛、复视、视力障碍、海绵窦症状以及术中肿瘤次全切除或大部切除的特征,可降低内镜下经鼻或经口入路手术后生活质量,临床对此类患者应予以关注。

多重感受和反身的薄幕:一项对虚拟现实技术的生活体验研究

从媒介演化历史来看,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是一种建立在技术层面上的个人体验。人类体验有着复杂的心理体验和体验结构,因而人类身心与VR情境发生互动后产生的体验可能远非“沉浸”可以完全囊括。VR体验是两个过程的合一:以身体为媒介而生的感受过程,以及“我”与“我”的感受发生互动的反身过程。在感受和反身的双重过程中,沉浸并非VR体验的唯一感受。沉浸既独立生成,又往往和非沉浸、无沉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融入、并置和搁置这三种体验结构和三种虚实关系。反身不仅构成了人类体验和技术之间的滑动界限,个体可以在亲历者、参与者和旁观者三种内隐身份上滑动,而且通过个体体验的更新而使得自我、社会、文化乃至文明处于反身建构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命时间由此循环向前。体验的反身及其建构特征意味着技术可以趋近但是无法抵达人类基本经验形式的原初地带。随着文化体验及文化实践活动越来越成为具有挑战性的适应性问题,立足于精微的人类反身体验以运用人类主体性,是理解技术和人类关系的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