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崇拜:单位现代化治理的动能补给还是动力阻隔?

在单位现代化治理进程中,领导者会对外界优秀领导者的人格、权力以及对优秀单位的资源、模式、文化等产生崇拜,理性崇拜、科学崇拜会对其改革动力的提高、改革理性的增加和改革思维的拓展等产生积极作用;但盲目崇拜、冲动崇拜则会使其陷入麻木自闭、钝化消极的困境。为保障领导者的改革崇拜行为带来动能补给而非动力阻隔,领导者要做到崇拜有度,崇而不自贬,崇而不嫉妒;崇拜有道,崇而不谄媚,崇而不盲目;崇拜有术,崇而有原则,崇而有内化;崇拜有规,崇而有底线,崇而有规矩。

神圣与世俗:凉山彝族祖先崇拜与家支社会

凉山彝族祖先崇拜诞生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初现时期,祖先崇拜中的矛盾情感,使彝人世俗化的信仰动机过渡至神圣崇拜行动层面。彝族祖先崇拜并非泛祖先崇拜,具有我向性的特点,信仰者和信仰对象范围由世俗社会的家支规模决定。彝族祖先崇拜是彝族家支制度在神圣信仰世界的投射,反映了信仰本身所依存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凉山彝族祖先崇拜和家支社会的交融,论证了涂尔干的经典命题“宗教起源于社会”。凉山彝族的祖先崇拜和家支制度同中国自古即有的崇祖重宗思想一脉相承,具有中华文化共同性的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其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生命感悟与臧克家的“泥土”崇拜

臧克家的诗文创作以“泥土”与“农人”为中心意象,生动诠释了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以及乡土伦理对于维系农村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泥土”之歌全都充满着诗人对于生命之源的哲学思考,不但叙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更是表现了诗人对于大地母亲的挚爱之情。他从“泥土”文化延伸到“乡村”文化,从生命的轮回到“泥土”的永恒,让读者深深地领略了“人”对“土地”的依赖关系,以及万物生命的起源与归宿。他从不认为乡土中国的文化落后,反倒是大声呼唤中国人绝不能忘记了乡土中国的文化之根,绝不能忘记了“土地”与“农人”的无私奉献,而他自己也一直都在寻找精神返乡之路。

消费者品牌崇拜概念界定、量表开发与效度检验

消费者品牌崇拜对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增强消费者忠诚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消费者品牌崇拜进行概念界定和维度划分的基础上,开发消费者品牌崇拜测度量表,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量表信效度检验。研究表明:消费者品牌崇拜是一个包含认知崇拜、情感崇拜、行为崇拜的多维度多层次构念系统;消费者品牌崇拜量表通过信效度检验,且验证模型拟合度良好,认知崇拜、情感崇拜、行为崇拜均能有效解释消费者品牌崇拜。本文能从塑造品牌个性、关注情感诉求、注重关系营销等角度为企业品牌营销提供实践思路和参考依据。

亲子亲合与初中生偶像崇拜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和学业成绩的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亲子亲合和初中生偶像崇拜之间的关系,以及核心自我评价和学业成绩在其中的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对5所中学的488名初中生进行施测。结果显示:(1)亲子亲合与初中生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相关,亲子亲合和核心自我评价均与初中生偶像崇拜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亲子亲合中的母子亲合对初中生偶像崇拜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学业成绩调节了母子亲合对初中生偶像崇拜的直接路径,以及母子亲合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初中生偶像崇拜的前半路径。相较于学业成绩好的初中生,母子亲合对学业成绩不好的初中生核心自我评价和偶像崇拜的预测作用更强。本研究对初中生偶像崇拜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偶像与自我:试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意义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理性的偶像崇拜有益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能帮助他们顺利度过探索自我的阶段。偶像崇拜从根本上讲是对自我的一种投射。偶像之于青少年,是处理个人身份、构建有意义的自我的资源和中介工具。个人通过自我品牌的建立和名气积累,有可能会成为新的偶像,赢得粉丝。其中,媒体及媒体中的自拍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媒体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发挥教化功能,引领青少年构建积极自我和发展健康人格。

啦啦操运动员偶像崇拜与心理疲劳的相关研究

啦啦操作为国际单项联合协会的一员,在第138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投票正式认可其国际地位后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为探讨啦啦操运动员偶像崇拜与心理疲劳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偶像崇拜量表(CAS)与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ABQ),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江苏六地20所高等院校350名大学生啦啦操运动员开展问卷调查。结果发现:①有79.14%的啦啦操运动员存在偶像崇拜,其中95.67%的运动员表示偶像崇拜对其专项存在影响;②偶像崇拜总均分与运动员心理疲劳中成就感降低维度、情绪/体力耗竭维度及运动负评价维度呈显著正相关;③不同心理疲劳程度的运动员在情感投射维度、完全认同维度、病理边缘维度以及偶像崇拜总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偶像崇拜能正向预测啦啦操运动员的心理疲劳,未来可以从偶像崇拜的角度出发,帮助啦啦操运动员有效地训练,从而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数字亲密:虚拟偶像崇拜中的亲密关系研究

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想象与依赖,从宗教、文学、音乐、影视、动漫、游戏,逐渐转向以虚拟偶像为核心的数字世界。虚拟偶像被赋予类人属性,其内在属性通过相似性逻辑实现粉丝的选择性接触。在信息寻求与频繁互动中,粉丝不断探索技术可供性的边界,逐渐形成数字亲密关系,这可视为人机互动时代粉丝自我扩张的一种形式、数字时代粉圈的关系拟像。同时,在这种人机关系中,存在着性别话语的偏移、资本逻辑的渗入以及关系伦理等问题。粉丝与虚拟偶像数字亲密关系的形成,意味着粉丝的情感边界得以拓展,这为理解当下AI机器人如火如荼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想象的可能性。

农业灾害史视野下的古代龙崇拜

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龙与水密不可分,龙可以缓解旱灾,亦可造成水患。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向龙祈雨方式多样,记载不绝于史。蛟龙导致水患的记载颇多,亦有应对蛟龙的手段,但伐蛟记录很少。从农业灾害史的视角分析,发现我国古代旱水灾数量相当,而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远大于水灾。古人应对旱灾的手段收效不彰,只能将降雨的希望寄托于神龙。为应对水灾,国家专设治水机构和官职,有一整套应对水患的措施。随着一次次旱灾的来临,祈雨活动的次数和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龙的崇拜不断强化,并将龙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网络意识形态视域下“数字崇拜”的样态嬗变与风险防控

“数字崇拜”是一种因对数字技术过度依赖而造成的数字遮蔽事实、数字主导话语以及数字引领价值的颠倒性社会现象,是资本逻辑推动下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数字崇拜”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容易丧失理性判断的意识形态认知基础、形成物化的意识形态心理依赖,甚至成为“数字崇拜”的意识形态信徒。网络化世界是“数字崇拜”思潮的现实土壤,网络为“数字崇拜”的产生提供了环境条件并助推了“数字崇拜”思潮的蔓延。“数字崇拜”从数据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再到数字拜物教的样态嬗变过程体现了其意识形态化的重要特征与未来趋势。“数字崇拜”的信徒认为“数字即信仰”,表现出对数字技术、数字价值的过度追崇,甚至围绕数字来建构社会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数字崇拜”不断影响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争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要有效防控“数字崇拜”造成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前提是培育提升社会大众的数字主体意识;风险防控关键是推进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解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侵蚀;风险防控保障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筑以人为本的数字正义空间。

麦作地区谷神崇拜及其信仰的民间叙事嬗变——基于鲁南地区民间故事《拐姑鸟》的文本分析

民间故事《拐姑鸟》采录于鲁南地区,从神话-原型批评角度出发,体现出古东夷地区远古时期谷物崇拜信仰于民间故事中的置换变形;从地域性角度分析,是麦作农业区远古信仰、生产经验的历时性总结与儒风和韵独特社会文化的共时性概括;从流传功用角度分析,既弥补了民间故事搜集工作中有关该地域的不足,又在流传中起到生产经验传播与社会教育的功能,《拐姑鸟》是山东地区民间故事的沧海遗珠。

白马藏人阿尼嘎萨神话及其蛙崇拜文化的传承路径

黄河流经中国北方大部分省份,黄河流域的各民族在黄河哺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黄河文化。阿尼嘎萨神话是生活在黄河流域、源自古老氐羌氏族的白马藏人的英雄神话,其蕴含的蛙崇拜是白马藏人文化的结晶,带有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双重烙印。传承与保护蛙崇拜这一民间信仰文化,对于讲好黄河故事,促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新时代青年大学生虚拟偶像崇拜的生成逻辑、伦理失范和引导策略

在文娱产业盛行的当下,虚拟偶像作为技术和现实的结合体,能够满足青年大学生自我认同、心理投射、情感依赖等多维度需求,通过链接并搭建主客体的亲密关系,成为其表达个性意见、呈现真实想法、传递价值取向的载体,促使其呈现趋向性的崇拜心态,并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一种流行的亚文化景观。偶像崇拜具有多重复合效应,在信息技术、文化娱乐、社交环境等因素影响下,青年大学生偶像崇拜可能导致其价值异化、审美扭曲、情感偏执等伦理失范现象,严重影响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和谐网络环境的营造以及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为了引导青年大学生辩证看待虚拟偶像,摒弃不良因子影响,呈现积极姿态,社会与高校可以通过思想文化的引领与进化、现实标准的规整与重塑、技术平台的创新与变革等引导策略,促进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虚拟偶像行业的健康发展。

影视明星粉丝追星旅游的具身崇拜体验研究

追星旅游体验过程由圣地的媒介化构建、沉醉式的在场感知、粉丝自我价值创造三个阶段组成;粉丝游客通过粉丝-明星关系亲密化、氛围情境沉浸化、情绪表达狂欢化、互动仪式模仿化四个维度的在场感知获得追星旅游的沉浸体验;追星之旅是一场明星粉丝的网络媒介化朝圣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具身性的偶像崇拜行为,其形成过程也是网络景观不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

多样的神圣:树木崇拜的类型、观念及价值

树木崇拜是自然崇拜的重要类型,也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窗口。树木崇拜可以分为树神崇拜、神树崇拜与社树崇拜。树神崇拜是对树木的人格化崇拜,树木被赋予情感、意识或灵魂;神树崇拜是对树木所蕴含的自然力的崇拜,认为树木具有令人震撼的生命力或各种神奇的功能;社树崇拜是对社群象征符号的崇拜,树木被认为是一个氏族或社群神圣性的标志。多样的树木崇拜类型背后有着不同的观念:树神崇拜、神树崇拜、社树崇拜分别对应着泛灵论和多神论、自然力崇拜、社群崇拜。在历史变迁中,这些观念来源相互交织融合,构成了丰富的树木崇拜文化和自然崇拜文化。

论北疆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以山水崇拜为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的共同利益,实现人口环境和资源的良性循环是北疆文化之生态意识的重要内涵。北方民族山水崇拜所体现的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迈向数字时代的青年圈层崇拜:生成机理、发展镜像与价值重构

数字技术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的圈层崇拜和圈层化发展。社会阶层分化重塑加速了青年圈层崇拜的形成,消费文化与泛娱乐化双重裹挟,驱动多元文化向青年群体渗透,造成了青年圈层崇拜多样化选择和个性化体验的双重后果。个性化需求是青年寻求群体认同、形成圈层崇拜的关键因素。数字时代的青年圈层崇拜构成了网络圈层化发展极化形态的衍生物,因数字技术赋能而生发出新的表征,勾勒出特有的发展镜像,具体表现为圈层崇拜青年群体的低龄化趋势、网络与虚拟平台的数字化互动,导致崇拜内容聚焦化与娱乐化的多元交织,也加剧了信息茧房化与群体极化的风险。因此,要健全网络治理体系,增强虚实界限意识,强化技术赋能机制,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等方面着力,净化青年圈层崇拜生态环境,规范青年圈层崇拜交往方式,优化青年圈层崇拜内容,引领青年圈层崇拜的价值观点,重构青年圈层崇拜的价值行动,促进青年形成正确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规制青年圈层崇拜文化的健康发展。

汉画黄帝图像与汉代的黄帝崇拜

汉画中的黄帝图像,从画像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黄帝画像、黄帝升仙图、黄帝出行图和黄帝四神像。从刻画人物形象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了黄帝帝王之尊的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神化的黄帝形象,主要刻画为熊首人身的人兽混合的形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崇拜的热潮已经在社会上兴起,但先秦时期对黄帝的尊崇仅限于传说故事。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盛行,黄帝被作为远古圣明的君主进行效法和祠祀;东汉时期,随着谶纬的兴起和原始道教的形成,黄帝被神化和仙化,成为道教的主要神祇而广受膜拜。汉画中把黄帝刻画为熊首人身的形象,既与黄帝部落熊的图腾信仰有关,也与熊的特殊习性和对熊的力量和生殖崇拜与辟邪习俗有关,更是与汉代把黄帝神仙化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彰显了汉代对黄帝的崇拜和审美意识。

“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汉字字源学考辩——基于“炎黄崇拜”假说

“余”字本义释义存在多种解说。但究竟哪种解说合乎逻辑思辨和推理的科学性标准,需要进行汉字字源学层面的考证辨析。该文提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借助“炎黄崇拜”假说的理论工具,从“余”字字族、“亼”字字族、专有名称、专有地名、专有自称5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考辩,得出“余”应为上古华夏文明中帝对自己的专有称谓,“余”字造字构型应当从亼从木。其中“亼”字字根代表了“△”形帝陵、神庙或神坛,是“炎黄崇拜”的标志性建筑形制;“木”字字根为“炎黄”二帝来自神授之权杖的简体造型。该文的探索性研究旨在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提供有力论证的同时,亦能够验证“炎黄崇拜”假说在建构汉字字源学理论体系中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