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聚众之禁——中古国家与宗教仪式关系之一侧面

利用宗教仪式聚集百姓,并藉以对抗朝廷,是中国古代反复出现的现象。国家对此极为警惕,总是不遗余力加以约束。从隋朝开始,国家律令就对聚众有明确的禁约,地方官府切实执行,僧团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天台大师智[岂页]遗书中的第五恨即为明证。唐初的《永徽留司格》就有了对僧尼俗讲的限制措施,而目前所见《垂拱刑部格》与《开元户部格》也都有相关禁令,其对象包括了宿宵行道与白衣念佛的佛教斋会,隐逸人的广聚徒众,以及百姓的排山社等社邑组织。唐玄宗严禁僧、道人士在俗家居止,又严禁僧道离开所属寺观去山林兰若修炼。代宗则下诏不许州县公私借佛寺道观居止,并严禁僧尼道士进行斋会礼谒之外的“非时聚集”。从宪宗元和十年到文宗时,又陆续对两京与诸州寺观的俗讲聚众的时间、寺观数量等做出严格规定。隋唐的聚众之禁趋向严厉,与隋唐王朝重新统一全国、重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秩序有关。

何以商胡不入蕃?——从《唐开元户部格残卷》看唐代的商胡贸易法令

敦煌S.1344《唐开元户部格残卷》所载垂拱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敕明确允许诸蕃商胡于内地兴易。然而,这条敕文中关于商胡进入内地后"不得入蕃"的规定,依然是要限制商胡越境。这又与唐代粟特商人频繁往来于中原与西域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说明敕文并没有被长期严格执行。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垂拱元年敕关于"不得入蕃"的规定是针对西域战事做出的。唐代关于禁断商旅及物资入蕃的一些敕文,也大多是与边疆局势紧张有关。与唐代律、令、格、敕中反复强调阻断商旅相对,唐朝与外藩之间实际上存在大量的私人贸易。这体现了唐朝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以及战时临时性边境管制之间的矛盾与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