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美术的史学再现——评黄宗贤教授史学新著《抗日战争美术图史》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周年,为了从艺术史学的角度评述抗战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四川大学黄宗贤教授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对抗战美术进行全面学术梳理的艺术史论著作——《抗日战争美术图史》。该书综合运用了艺术社会学和艺术文化学的文化理论,对抗战美术现象进行理性的审视,客观展示了抗战时期美术的由来、发展和演变,深刻揭示了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学术地位,构建了完整严谨的抗战美术史学体系。书中对抗战现实主义美术、抗战时期的传统绘画艺术等重要艺术课题,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进行了中肯的评述。并对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视的抗战时期中外美术交流、雕塑和工艺美术的发展提出了独立见解,为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进一步丰富了该书的艺术史学价值和学术内涵。

一册桂林抗战美术,凝视七十载史学脉络——评李普文等著《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

抗战美术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成为研究重点。尤其是关于抗战时期桂林和重庆两地'文化城'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并且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立项资助。李普文教授等撰写的《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是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他们历经七八年的文献研究、实地考察、专家访谈、文章撰写等工作,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重点书籍资助出版。

尊重历史 去伪存真——与《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主编李普文商榷

广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是我治学的原点,也是终点。虽已离桂远在广东,但心系广西。广西的变化,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新成果,更引我瞩目。捧读厚厚的一册精装《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既高兴,也有难言之隐,可谓五味杂陈。出于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热爱与期盼,遂搁下手头书稿,挤出时间,不揣冒昧直抒己见,与此书的主编李普文教授商榷,以期将此书修订得更为完满。

“春和”旧藏散各处“莲樵”具眼鉴祖物——兼考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清代之递藏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图1)作为古代肖像画的经典作品,代表了初唐时期绘画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多知名学者围绕这幅画卷深入研究,包括图像分析、作者判断、递藏考证乃至服饰器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然而,《历代帝王图》卷后所铃“春和园鉴藏”(朱)、“莲樵鉴赏”(朱)、“莲樵成勋鉴赏书画之章”(朱)三方印章,它们的主人身份一直没有定论。

阐释学理论视角下中国美术史文本解读--以卫贤《高士图》为例

阐释学(Hermeneutics)作为一种解释理论,将其运用到艺术与设计作品的阐释里面,能建立起一套解读的程序,让受众在接受阶段,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的意图和思想特征。文章运用阐释学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美术史文本,为能够有效让观者能深刻地理解当下语境,结合五代十国时期画家卫贤《高士图》作品,同时借助阐释学视界融合理论方法进行解读。

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

传世的历代书画作品数量很多,情况也极为复杂。有的真伪杂揉,花样繁多,变幻离奇;有的作者、时代不明,错综难分。书画鉴定的目的就在于比较全面地了解历代书画家及其作品,系统地掌握其特征,以求做到去伪存真。同时,书画鉴定又是一门综合的科学,试图简单地判断真伪是远远不够的。从这期开始,本刊将安排一组系列讲座,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之需。

从王正华对《听琴图》的解读谈西方-中国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应用

中国的艺术史有其独特的传统,各个时期的艺术精神贯穿于作品中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通过王正华对《听琴图》解析方法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是有很大启示的。当然,"图像学"以及"情境分析"等西方艺术史方法论有时候并不适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这需要我们灵活地运用并在运用的过程中找到改进的方法。

沃尔夫林平面与纵深下的《夜巡》与《洛神赋图》探究

目的: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对艺术史不同阶段发展的描述,核心的基础来源是奥地利艺术学家李格尔关于艺术史从触觉向视觉发展的这一历史分析基本观点。以沃尔夫林“无名的美术史”五对范畴中的平面与纵深作为分析依据,分析巴洛克时期伦勃朗《夜巡》与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两幅不同艺术风格作品的艺术形式表达,并分析二者如何将五对范畴中的平面与纵深的理论依据对应于两幅艺术作品的理论表达形式中并加以阐述。方法:以沃尔夫林提出的五对范畴中的平面和纵深为论点,以巴洛克时期伦勃朗《夜巡》与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这两幅作品的视觉效果表达为逻辑主线,对构图、色彩、人物形象等特征加以分析。结果:通过简述两幅作品不同的艺术风格及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探索不同风格作品如何通过有限的形式传递出无限的意境,并从中得到相似的逻辑关系。结论:沃尔夫林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艺术史家,不仅从理论方面提出风格转换的五对范畴,为艺术史带来了形式分析的基本原理,还为美术史的视觉艺术研究提出了绘画表现形式要回归画面本身的论断,通过对画面形式的分析,探析如何表达画作背后隐藏的艺术价值和明晰多重学说思潮的影响,描绘出一部“无名的艺术史”。

读图观史--贺西林教授访谈录

贺西林,陕西西安人,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并留校任教,至今已在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领域耕耘近40年,出版《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美术史简编》等多部专著和教材,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值贺西林教授的新著《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出版之际,特推出专访,以此见证一位美术史学者的成长足迹与学术心路。

艺术史中的现代性读图——读《艺术史中的图像》丛书

21世纪,我们正处于一个视觉文化的读图时代。但是如何读图,怎样读出它们的意味来,这套丛书,以100多万字的篇幅为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现当代美术史中的近2000幅图像做了文化学、形态学、图像学等方面的阐述,阐述它们所包蕴的思想、形式和意味。作者对图像的阐释采用了"双向性"的角度,既以自己对图像独到的理解去选择阐释角度,又站在读者本体立场,选取读者最渴望获取的文化信息,引导读者进行图像之旅.使图像的视觉元素既能给读者增添阅读的意趣和视觉快感,又能使文字的抽象表述与直观图像互为阐发,让读者在从文字到图像,再从图像到文字的来回转换中,获得视觉欲望的满足。

铸魂鉴史 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

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艺术作品，在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精神方面有着独特的使命。在革命年代它可以揭露黑暗暴行、鼓舞气势，和平年代则铭记历史、呼吁世人珍爱和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一直是艺术家重要的创作源泉，也为中国美术史谱写了一幅幅壮丽的篇章。

走回图像——从两个汉代实例看读图的误区

本文是美术史方法论和美术史个案结合的文章。本文以两个汉代艺术史的个案为例,即山东画像石中的所谓"风伯"和铜镜中的所谓"华盖",辨析了中外著名学者对图像的误读,在方法论层面剖析了误读的原因,称这种误读为"超级诠释"。笔者以一种"三段式"铜镜的图像为例,提出了从观察图像到揭示图像主题的"四个层次"逐步分析方法。所说"走回图像"有两个意思:既要走回图像形式之中、理解视觉语言的含义,又要走回图像原境之内、避免文图错位的链接。只有这样,理解图像的形式结构才能正确"激活"图像。选择"正确"的文本才能贴切地寻找到图像的意义。

文艺复兴绘画图象表现与社会风尚的文化关系

文艺复兴绘画其丰富的图象形式既有着画家个人独特的创造,也包含了文艺复兴时期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图景,因此绘画图象就表现出历史社会学的价值。对文艺复兴绘画图象表现的研究就必然涉及到文艺复兴社会风尚史的研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图象学研究的任务。对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作品图象与历史情境关联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绘画创作思想如何产生,并且产生了怎样的图象,图象在视觉传达方面承担了怎样的导向作用以及图象在艺术学研究中所折射出的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李唐《采薇图》本旨探析

李唐在"靖康之难"中被掳至北方,逃跑后又南渡杭州继续为南宋服务。他的《采薇图》虽描写的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其实是以夷、齐自况,因这种自况和暗喻太过隐晦,且与时人传统的绘画欣赏习惯相异,故使世人产生了理解误差。其本旨并非规谏讽喻,实为以人以事而自寄。

李鱓《五松图》的传世画本与家国情怀

"扬州八怪"诸家非仙非佛,素隐形怪,其本质还是儒生。儒生以经世济用、修齐平治为人生的准则,忠君爱国,为国家栋梁的抱负在李鱓《五松图》与《五松歌》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砥行碧山石,结交青松枝。"如果说兴化李氏家族是"九世一品"的苍松大树,那么李鱓就是这擎天苍松根系上生发的不屈绿枝。作为胸怀大志、有济世之才的李鱓,面对仕途的失意、文网的酷烈,康熙、雍正二帝的驾崩,他画《五松图》,作《五松长歌》,抒发其缅怀前贤、报效朝廷的壮烈情怀。

中国抗日战争美术研究——以《良友》画报为考察中心

抗日战争美术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期间，中国美术家们以笔墨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战，在宣传抗战的同时，中国美术得到全面发展，为新中国的现实主义美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良友》画报是20世纪前期独特而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并在抗战期间得以广泛传播。

千载寂寥 披图可鉴──说不尽的《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美术史上一件优秀的人物画作品,为五代时期著名画家顾闳中所作。这幅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是成功的,不但对比例、结构、动态、线条等造型基本语言运用纯熟,更是做到了他的前代艺术家所极力推崇的对人物内在精神的刻画,即“以形写神”。

编撰中“问题与困惑”的思考(一)

当《中国画院志》历尽艰辛成功出版发行之后,我们作为画院人,特别是以浙江画院为主导的编撰亲历者,回顾这一漫长的编撰过程,重新梳理这一路走来碰到的各种问题与困惑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画院同仁齐心协力克服无法预设的困难,共同面对繁重的编撰工作,力求客观、全面地展示中国画院的全景图——在中国美术史坐标上的“画院人”的生存状态与创作状态。其间,两次邀请全国画院院长进行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引发了对画院建设与展望的思考,在今天来看,当中点点滴滴的思想碰撞,其闪烁的光亮都显得弥足珍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画院人对画院的深切情怀,更是责任、担当与无比坚定的文化信念。

对《尊重历史,去伪存真》的应答与商榷

读到杨益群先生针对《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写的《尊重历史,去伪存真》一文,对文章中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衷心感谢。本文认为,《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在学术严谨性方面确有欠缺,但杨文所提的意见也有一些尚可商榷。比如:桂林抗战美术史的时间期限应以1931.9.18-1945.8.15为妥;关于入选画家及其画作,应不限于'在桂林创作并发表','在桂林创作、发表、展览'可能更妥当一些;除个别画家作品保存较多,而'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多数画家几乎有见必录,对于一些重要画家,为了说明问题,则不限于桂林所作,如关山月《今日教授之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