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拔协》的记载看藏传佛教后弘期上、下两路弘传的不同特点及历史作用

文章主要依据《拔协》有关后弘期上、下两路弘传的记载,对两路弘传不同特点及各自所发挥的不同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下路弘传是以兼收并蓄,融入有苯教乃至汉地佛教因素,突出个人修持和戒律相对松弛,未见地方政权支持与推动,民间性、自发生性突出为特点;上路弘传则以有阿里王室的倡导与推动,阿底峡发挥核心作用以及戒律严格,讲求次第和显密教理较为系统且正统性较突出为特点;二者相得益彰、各有所长,对后弘期佛教在藏地的复兴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

《拔协》版本及相关问题考述

《拔协》是藏族史学史上重要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版本,各版本成书时间不一,在名称、形式与内容上有较大差异,通过梳理《拔协》不同版本的内容及价值,可以发现,不同版本《拔协》书写的过程,也是藏族史学不断进步的过程,反映了从吐蕃到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发展历程。

从《拔协》词汇运用看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裂变

词汇是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反映,随着文化的变迁,其含意也不断发生变化。《拔协》作为分裂时期藏族著名史籍,在词汇的运用上较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看出《拔协》的撰写推翻了吐蕃时期包含王权统治理论的历史书写模式,改变了王权独尊的地位,同时,大大提升了僧人的历史地位,王权与佛教并重,这也为后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书写的基础。

《拔协》与《吐蕃兴佛记》关系解析

《拔协》作为后弘期初期的历史文本,对后期的西藏历史编纂学有深刻的影响。至于该文本的史源及流传,在学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自12世纪以降,以“续补版”为主体的《拔协》诸版本出世以来,个别文本的跋文中对《拔协》的史源问题作出简要的梳理。文章旨在梳理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吐蕃碑文和敕令及其传世文本的对比研究,提出所有《拔协》版本都以《吐蕃兴佛记》(■)为蓝本的依据,兼论《拔协》在吐蕃晚期至归义军时期,在吐蕃腹心地区及敦煌一带的传播情况。

古藏文文献《拔协》的判断句

《拔协》是一部重要的古代藏文文献,主要记述了吐蕃王朝后期佛教在西藏的弘传情况,反映了古藏语晚期及中古藏语早期的语言面貌。《拔协》的判断句分为无系词判断句和系词判断句,后者使用系词yin或lags。这些判断句各具特点,它们的使用情况显现出藏语判断表达系统由旧到新的过渡性特点。

藏文古文献《拔协》中的存在动词

本文基于藏文全文隔行对照标注数据,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详细描写藏文古文献《拔协》中九个存在动词的基本用法、语义功能、句法结构和语法化路径,重点讨论vdug、yod两个存在动词的语义分化、人称搭配以及语法化路径。

吐蕃禅宗:一个遗失传统的发现

本文为《吐蕃禅宗》一书的导论,探讨了在藏地受指责、在汉地被遗忘的一个佛教传统——吐蕃的禅宗。对于藏文禅宗写本的理解,在解读文本本身的同时也不应忘记文本的物质属性,即将文本视为实践。敦煌发现的汉、藏文禅宗写本呈现的是九、十世纪一种包容性的、不断发展的状态,是对以前发生的事件的汇聚。从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到九世纪上半叶,在佛教被采纳为吐蕃国教的这段时间里,禅师很可能在藏地吸收佛教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摩诃衍,汉地禅宗顿门的代表人。敦煌禅宗写本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吐蕃时期“顿渐之争”的结果和方式,几百年后的《拔协》等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反映的并不一定是当时的历史事实。直到十三世纪,禅宗的文本和实践似乎在西藏仍有传承。吐蕃的禅、敦煌的禅与汉地其他地方的禅一样,都是地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