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382年和约与早期拜占庭帝国的战略安全

早期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统治者瓦伦斯于378年在亚德里亚堡死于同哥特人的战役之中。继瓦伦斯为帝国东部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在与哥特人经历战争后,最终于382年同哥特人缔结和约。对该和约于帝国东部边界的“战略安全”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当时学者和一些近现代学者多认为382年和约对帝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和约同意哥特人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为哥特人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并未导致当地出现哥特人的独立王国。在382年和约签订后,帝国军队中的哥特人士兵与军官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构成对帝国战略安全的重大威胁,也并没有成为帝国边境防御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多族群融合及身份认同

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多个族群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并定居于帝国境内。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族群成员不同程度地融入拜占庭帝国经济、军事、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与此同时,这些外来者通过寻求在帝国政治体系中地位的晋升而逐渐形成了对于帝国的政治认同,通过皈依基督教信仰而形成了对于帝国的宗教认同,通过接受与使用帝国官方语言而形成了对于帝国的文化认同。

论修道院与拜占庭帝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修道院是拜占庭人从事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场地,同时也是拜占庭社会文化发展和交流的重要场所。拜占庭文化是一条沟通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西欧中古文化的重要桥梁,同时对促进东西方世界间文化交流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修道院在拜占庭帝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在保存古典文化典籍、培养文化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拜占庭帝国文化的繁荣以及与周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拜占庭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修道院为载体的基督教文化,本身即是拜占庭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中国和罗马—早期拜占庭帝国间的丝绸之路贸易概论

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开通后一直延伸至地中海东岸地区,丝绸被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控制了丝绸之路西段②。随着罗马帝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对丝绸等东方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也取得了迅速发展,中国丝绸通过馈赠、售卖等方式向西方流通。拜占庭帝国早期,国家垄断了丝织业,严格监督和管理丝绸进口贸易,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和中亚民族的转运,从中国进口丝绸。公元6世纪后期,中国的养蚕制丝技术传至拜占庭帝国,自此,西方人首次掌握了中国的制丝工艺,对西方丝织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与中国丝绸西传罗马—拜占庭帝国相对,罗马帝国的宝石、玻璃和织品等商品也通过丝绸之路贸易传入中国,与罗马帝国同期的中国史籍记载的大量罗马物产信息证明了一些罗马商品已被中国人熟知。

拜占庭帝国法学教育探析

拜占庭帝国的法学教育非常发达,其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古罗马帝国重视法学教育的优良传统;二是拜占庭帝国的法学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有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和昆体良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三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重视并亲自抓法学教育。拜占庭帝国大量法律人才的培养、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以及立法活动的发展,都是法学教育直接作用下的直接结果。

1—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主导权问题研究

1—6世纪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问题是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问题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是皇帝权威类型的变化和皇位继承主导权的不确定性。皇帝权威类型经历了从法理型权威向传统型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的转变过程。受此影响,皇帝继承制度也从养子继承制为主导向亲子继承为核心的血亲继承制转变。同时,皇位继承主导权的不确定性导致皇位继承秩序探索的种种困难。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治理

拜占庭帝国早期始于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终于公元565年优士丁尼逝世。这是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时期,体育治理在对传统的承继中回应着新的时代要求。对原始文献的考察显示,这一时期的体育法制以鼓励体育活动、保障赛事经费、缩减赛事开支、反对贪污挪用为目的。对于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等"马戏"活动,法律也给予了不同评价。受基督教影响,与异教相关的竞技活动不复存在,体育立法和竞赛仪式也进行了基督教化的改造,但整体上,基督教对体育治理的影响是改良性质的。帝国整体政治环境的转型也导致了竞技党和体育骚乱的政治化。这是一个体育史上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地位的时代。拜占庭帝国早期体育治理的经验证明,体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治则是发挥体育治理积极作用的主要路径。

从草纸到纸:拜占庭帝国书写材料的演变

拜占庭帝国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通过其发达的史学编纂传统及其多样的书写材料,大量古典——拜占庭典籍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后世发现古典——拜占庭历史及其影响的重要依据。通过文本和考古资料的考察,拜占庭帝国书写材料可以说经历了从草纸、皮纸到纸的转变。这些不同的书写材料,在拜占庭帝国时代的古典——拜占庭典籍文献保存和流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

聂斯脱利是基督教历史上聂斯脱利派的领袖,他也是428—431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主教,基督教会围绕他的神学观点发生的争端造成基督教会分裂,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导致帝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在这次争端中,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聂斯脱利争端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政治因素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最终包括帝国首都在内各地社会秩序的失控致使掌权者不再支持聂斯脱利,导致了聂斯脱利派在争端中的失败。

拜占庭帝国转型与权力组织资源的有效性——关于约翰·哈尔顿《拜占庭史》的初步解读

约翰.哈尔顿是近年来西方拜占庭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一位学者。其《拜占庭史》是西方近十余年来拜占庭通史性代表作之一,打上了西方学术界权力理论发展特征的某些印记。尽管是一部简明史,但在处理问题的思路上以及全书的篇章结构上纵横结合,浑然一体。尤为难得的是该书贯穿了一条思想主线,即权力组织资源的有效性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从历史叙述来看,哈尔顿以权力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红线,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立体地勾勒。

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多样性的表现及原因

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处于马其顿王朝统治的前中期,其皇位继承关系上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包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翁婿相承、女儿继承、遗孀继承等。这一特殊政治现象的出现,并非源于传统上无皇子之原因,事实上在马其顿王朝皇室统治延续的表象下,皇室血亲的皇位几次被篡夺。首先,篡位者均为军事贵族。拜占庭中期以后军事贵族的兴起及势力发展为其篡夺皇位提供了实力基础,此时期帝国军队仍保持着对皇位继承进行干预的政治传统,10世纪拜占庭军事贵族与官僚贵族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成为篡位活动的导火索。其次,关于篡位时机及统治合法性的获取。10世纪拜占庭帝国屡次出现的幼帝继位、摄政不稳的政治局势为野心勃勃的篡位者提供了契机,而在拜占庭早期皇位继承实践中,姻亲继承的出现为非皇室血亲承袭帝位提供了可能性及统治的合法性。

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在波斯战争中的战略选择

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波斯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原因。它构成了拜占庭帝国外部的最大威胁。拜占庭—波斯战争凸显了拜占庭帝国在和平与统一两大战略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改变了拜占庭帝国军队早期形成的军事信念,为拜占庭帝国纵深防御战略的发展提供了背景。纵深防御战略是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的新的军事战略。在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军事冲突中,纵深防御战略成为拜占庭帝国稳固东方防线的必要选择。纵深防御战略需要的条件反映出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波斯人。纵深防御战略的形成和发展是适应罗马帝国晚期和拜占庭帝国早期国家内外环境变化的要求。它也成为后来拜占庭帝国基本的军事战略,为拜占庭帝国军事实力的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后索菲亚的政治参与刍议

573年,由于战事失利,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二世精神失常,为期长达5年。趁此机会,性格坚强且有参政意愿的皇后索菲亚不仅直接干预帝国与波斯的停战议和活动,并且举荐禁卫军统领提比略为副皇帝,两人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掌控帝国朝政。578年,查士丁二世去世,提比略即位,并拒绝了与索菲亚结婚的提议。索菲亚此后发动的政变也被挫败,并因此退出政治舞台。索菲亚之所以与提比略结成政治同盟,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拜占庭这样的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政治地位天然处于劣势,皇室女性的政治参与需要依托身为男性的皇帝。这也是提比略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击败她的原因之一。索菲亚政治生命被终结的另一原因在于,提比略经过担任副皇帝期间的多年经营,已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并且牢固掌握着军权。

《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拜占庭史学”部分纠缪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史学通史》(张广智主编)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部西方史学通史,意义重大,兹不赘言。然而,该作品第三卷中关于拜占庭史学的部分内容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史实和表述两个方面。笔者对这些内容一一予以辨析,愿为该书日后的修订完善尽绵薄之力。

4至9世纪拜占庭帝国教会经济研究

拜占庭帝国早期,随着帝国君主对基督教发展的扶持以及教会自身的发展,教会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帝国内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且成为政教之争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强大的教会经济对整个拜占庭帝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政教之争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同盟与赠礼——浅议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对外政策中的两种措施

自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30年建成君士坦丁堡从而开启拜占庭帝国历史之日起,在其超过千年的岁月中,拜占庭帝国就时刻处于众敌环伺之下。面对众多的外部威胁与压力,除了军事手段之外,拜占庭帝国政府从其早期阶段就极为注重采取精明灵活的策略以分化瓦解敌人。为了减轻边防压力,与周边部落或王国建立同盟及利用赠礼成为帝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两种重要措施。

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圣索菲亚教堂重建研究

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在位期间,以举国之力,在京都及其近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这些建筑以宗教建筑为多,特别是建造了规模巨大的圣索菲亚教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此时,帝国收复西部领土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占去了大量的国库收入,修建圣索菲亚教堂需要巨额的建筑费用使帝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为此,帝国政府想方设法筹措建筑资金,成功地解决了重建圣索菲亚教堂的庞大的建筑费用问题。

笔谈——《拜占庭帝国大通史》与拜占庭学的发展

自从2023年10月《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出版问世以来,社会反响积极,读者反馈不断。2024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五周年一重大成果发布会”,将这部书选为“世界史研究(2部)”成果之一,并在其官网上就此评论说“据悉,本次发布会重点展示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及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在历史学各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我国历史学领域‘三大体系'建设的代表性成就”。作为这部书的总主编和分卷主编,我们在高兴之余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深知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还需要几代人的不解努力。我们很高兴借助《历史教学》提供的这个平台,向广大读者再谈几点心得。陈志强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定位》中对《拜占庭帝国大通史》的学术价值、特点、宏观理论和核心问题做了凝练、准确、客观的论述;徐家玲在《于“晚期古代”世界几个重点问题的再思考》中,详细考证了“晚期古代”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探讨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查士丁尼功过再释”等问题;林英在《“罗马规制”与古代晚期的丝绸之路》中深刻探讨了“罗马规制”下的拜占庭皇帝与蛮族国王,“罗马规制”与基督教的功能关系、与古代晚期的丝绸之路;田明、张泽在《东升西降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大通史(610—1057)解读》中着重探讨了军区制与农兵、修道制度、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这组笔谈对于学界了解拜占庭学专业化发展四十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应该有所神益。

内战与危机: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内政原因探析——以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的内战为例

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纷繁复杂,既是外部各列强的军事威胁所致,也是其自身逐渐衰败而造成的自然结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及宗教信仰等诸社会因素。其自身衰败的历史自马其顿王朝末期便已出现,而这一帝国政治上的特点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历史上更是显著而持久,最终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命运。末代王朝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内战更是使帝国衰败的历史无法得到逆转,反而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灭亡的速度。

从达拉斯城战役看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特点

萨珊波斯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是早期拜占庭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达拉斯城战役是查士丁尼积极谋划的全局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对波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辉煌军事成就的序幕。它为拜占庭军队的西征准备了条件,也展现了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军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