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持摄影机的人》

纪录片发展到今日,已然形成了一套完整且系统的分类、创作和评价体系,其成熟离不开千千万万纪录片工作者前赴后继的探索实验。当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有些影片在纪录片的萌芽阶段便已经开始挖掘其在内容、形式与风格上的各种可能性,《持摄影机的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本文对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的类型、结构构成和蒙太奇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揭开其中的奥秘。

吉加·维尔托夫与百年中国电影--以《持摄影机的男人》《延安与八路军》《马大夫的诊所》为中心

前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代表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初译介到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潜隐的,也有显在的。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所代表的“新感觉派”电影,20世纪40年代袁牧之所代表的左翼纪录电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丛峰等人的“新纪录电影”,都与维尔托夫之间存在比较显在的影响关系。由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不同,中国电影在电影观念、电影创作目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对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电影作品的理解、认识与接受也就不同,具有比较明显的主体差异性与历史阶段性。虽然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电影人所受的影响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纪录电影形式的关注,对纪录真实的坚持与执着。

试析刘呐鸥的实验纪录片《持摄影机的男人》

刘呐鸥拍摄于1933年的纪录片《持摄影机的男人》的视听语言具有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电影语言先锋性。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电影美学观念,似乎提醒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电影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再界定的地方。

从电影到新媒体的数据库叙述

以数据库为基本特征且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艺术,打破了传统文学、电影等艺术的线性叙述方式,其文本呈现出高度开放性与交互性,在符号组合轴与聚合轴上具有塑造新媒体语言形式的无限潜力,对当代视听艺术的革新正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从《持摄影机的人》到《蜻蜓之眼》,电影在数据库叙述方面为新媒体艺术提供了成功经验。而数据库和叙述的关系在新媒体艺术中逐渐从对立走向融合;从演示性叙述角度看,数据库是一种叙述,叙述则包含数据库。

论维尔托夫对1949年前中国电影的影响--以刘呐鸥的《持摄影机的男人》为例

1920年以后,随着苏联电影正式进入中国,苏联电影理论对中国早期电影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刘呐鸥的《持摄影机的男人》为例,重点分析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理论对建国前中国电影的影响;其次,通过考察作品中"被拍摄者的视线"以及"作为电影眼的摄影机"等,来尝试总结中国早期实验纪录片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