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

一些看起来像是文学史料的出版物其实展开的却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因为它们确立了对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叙事的规则。但“强调细节和资料性”,并不必然地具有开放的特征,如《持灯的使者》和《沉沦的圣殿》两书就表现了为历史叙述设定规则的强烈倾向,从而体现了某种历史性“焦虑”。其中涉及到的诗歌史写作问题还包括:一、“诗歌崇拜”和“反崇拜”的悖论问题;二、是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从而清理出某种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持一种较大包容性的论述方式,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三、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价值与限度问题。

读刘禾《持灯的使者》——兼论诗人与诗歌史的讲述方式

《持灯的使者》用极富质感的回忆资料和文章表现了编者与作者"共谋"的文学史意识与历史叙述逻辑,亲历者用富有传奇和悲剧色彩的文字把自己叙述成启蒙者角色,隐藏着有意识的对诗歌与思想话语权力的攫取。诗人直接参与当代诗歌史叙述时,个体经验对诗歌史建构非常重要,但也要警惕个体经验情感的局限,并对"权力"身影保持足够的距离与警惕,当代诗歌史研究才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研究者才处于更加理性的存在状态。

持灯的使者:文学史意识与启蒙叙事逻辑

《持灯的使者》用极富质感的回忆性资料表现了编者与作者"共谋"的文学史意识与历史叙述逻辑,亲历者把自己叙述成"启蒙者"角色,隐藏着叙述者有意识地对话语权力的攫取。诗人直接参与当代诗歌史叙述时,个体经验非常重要,但也要对"权力"的身影和个体经验情感的局限保持足够的距离与警惕。只有这样,当代诗歌史研究才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研究者才是一种更加理性的存在状态。

悦读

《持灯的使者》，《说吧，记忆》，《二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