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黑暗的心灵烛光--评《捎话》兼及刘亮程的创作

《捎话》延续了刘亮程从散文到小说发展脉络的内在逻辑。在承续其“万物有灵”生命哲学观的基础上,刘亮程用寓言式写作完成了一场延伸在人与物、梦与醒、生与死之间的“捎话”,并在西域隐秘历史与现代魔幻世界的交融中昭示“捎话”(沟通)的困惑与可能。虽然《捎话》的物理时间设置在古代西域,但它的心理时间穿越古今。在物中读懂人,在梦中看见醒,在死中创造生,在变化中求取永恒,并进一步用各种形态的“重生”来寄托对乡土故园的回归与眷恋。这是极具隐喻风格和深层文化内涵的乡村叙述。

刘亮程小说《捎话》的动物叙事探析

在《捎话》中,动物成为故事主角,动物视角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视角,动物成为推动小说叙事和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叙事视角而言,小说从他物和旅行者双重视角来呈现人世;从对叙事开拓的角度而言,小说在声音叙事、叙事空间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从艺术价值角度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点:虚构中呈现万物有灵、对比中彰显创作题旨、荒诞中蕴含哲理思考。

刘亮程《捎话》的寓言式书写

刘亮程的新作《捎话》是寓言式书写的典型之作,以其夸张、荒诞、奇异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毗沙国翻译家库受毗沙昆寺委托将刻有经文的毛驴捎到敌对国黑勒的传奇故事。本文从寓言化书写的艺术表现、深层主题来阐述《捎话》中人、畜、灵共居的乡村史,同时展开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叩问与反思。

词的黑暗——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

刘亮程的《捎话》,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沟通'的暗区和变奏,以'声音'的方式言说那不可言说的精神暗区和世界黑夜,并在'声音'中寻找'沟通'的可能。他的小说腔调,是语言的变形和重塑。他致力于在人与物、人与灵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以此来展现真实、梦幻和生机勃勃之间的关系。他所创造的'万物有灵'世界,是对于变异的世界的对抗和修补。在这个变异的世界里,语言是失效的,沟通是艰难的;在这个变异的世界里,你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幽暗、精神的盲区,但也只有进入黑暗,才能让自己在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时获得一种挣脱的力量。

诗化小说的可能性——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

刘亮程用散文体来写小说,制造出一种小说界的'混乱':对小说文体执顽强的边界认定的读者会认为,刘亮程的《虚土》《凿空》仍然是长篇散文的连缀。但是到了《捎话》,再顽强的小说文体论者,也许也会承认《捎话》确实是一部小说。这其中,也足见作者在将自己朝小说的方向上强行扭转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一方面,《捎话》几乎撑破小说的边界;另一方面,作为诗化小说的当代成果,《捎话》提供了足够深广的阐释空间。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论述这部小说,即《捎话》的小说形式感、从语言到声音的审美哗变、感觉的撕裂与缝合、诗化小说的可能性。

困顿与归属:《捎话》的后现代性书写

刘亮程在新作《捎话》中构建了人、畜、鬼、神于一体的多元世界,呈现了后现代打破界限、去中心化、文化重构、混沌审美的特点。作品在解构中建构,形成丰富的话语空间,艺术化地展现了生命在困顿中不断反思,从而追求本真归属的哲理,极具后现代色彩。

文学的“沟通”是否可行——读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

作家刘亮程最初以其异质性的文学语言和幽深玄虚的文学气象受到文坛瞩目。在其新作长篇小说《捎话》中,沟通作为第一目的贯穿始末,作家试图立足人性审察勾连历史与现实,用庄子哲学联结生与死,感知“万物有灵”以沟通人与自然。讨论此三种沟通是否可行,反映出作家文学创作中梦幻纷繁的精神面貌,也传递出其对现实人生的人道关怀与独特感发。

“迭奏”乡村——论《捎话》兼及刘亮程的创作

刘亮程始终关注新疆古老乡村中的民族生活,从虚土庄到阿布旦村,从黄沙梁到库车到龟兹,他仿佛坐在驴车上,用一个个乡村故事架构起新疆的地方风物和民间传奇。新世纪以来,农村的城市化建设开始动摇乡村的根基,传统的乡村童话已然开始逐渐失去其现实性,刘亮程也发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我们一直把农村想象成诗意的乡村。我们在城市待久了,就会想到乡村去。其实我们到达不了乡村,我们一次次离开城市开车出去,到达的仅仅是农村'(1)。如何接近乡村,如何保留乡土文化一直是刘亮程创作中思考的问题。他对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一直很感兴趣.

分离与弥合——论小说《捎话》的叙事转向与指向

作为一个由散文转向小说的作家,文体的杂糅为刘亮程带来更丰富的语言表达。在《捎话》前出版的《虚土》与《凿空》两部小说中,他所带来的并非只是映照于城市的乡村图景——这在中国现代以来的主流乡土文学中已有丰富的书写经验;也不止于对前现代生活的停滞性怀恋——这在乡村形态的剧变情境下缺乏现实的合理性。其叙事的特别之处,在于传达独处的思考与个体的感受,一种以乡村为资源的审美体验。

刘亮程小说对边疆生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

鲁枢元曾提出,自然生态往往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刘亮程小说中的自然生态书写正是从这两种关系出发。他以“万物有灵”的思想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对人在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对经济至上政策和科技至上倾向表示了质疑,进而探究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即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的发展至上、索取无度等,从而起到了生态预警的作用。